社论

　　年轻的义务教师马骅在云南的一场车祸中落入澜沧江，有关部门历经十几天的全力搜救，至今未见其踪影，马骅生还的希望已经渺茫。云南德钦县明永村的村民，请当地活佛为这位不远千里义务来他们村义务教书的“最有爱心的汉人”做了超度，10岁的小孩鲁茸达瓦则坚信，他们热爱的马老师的灵魂去了最美好的地方。

　　一起普通的车祸，一个普通人的遇难，经由媒体的报道之后，正在唤起越来越多人的悲伤。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一个复旦大学的高才生，一个本可在城市中过着体面生活的诗人，何以愿意独身前往深山僻壤的藏族村庄义务教书？他不仅不拿工资，反而散尽自己的积蓄和稿费，身体力行地去改善学校的条件和村民的生活。他所遇见的困难别人难以想像，他所体验到的幸福常人也未必理解。直到他遇难之后，仍有人诧异于他远行云南的动机——在这个实利时代，人们似乎不再相信这世间真有无私的爱，真有简单的高尚。

　　是马骅尖锐的不幸提醒我们，这世间终究还是存在着一种简朴、执着而充满激情的人生。高尚不能止步于口号面前，奉献也不能流于一种集体表演，应该相信，正是无数个具体的个人站出来践行了这些理念，所谓的高尚和奉献，才会呈现出真实的力量。所以，马骅感动中国的，并非那些伟大的誓言，而是那些具体、微小却卓有成效的努力——那些受教于他的孩子，那些被他影响了的村民，将会永远铭记他的努力。马骅或许无力改变世界，但在面对一个村庄和几十个学生时，他履行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爱和同情是多么的可贵。

　　真正值得赞赏的，也许正是马骅的行动。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没有停留在纸上的夸夸其谈，更没有迷恋制造空洞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承担起了一个村庄的教育，并以此表达他对生活和世界的挚爱。在这样的行动中，马骅说，“我很幸福”，“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他乐于这样服务人群，从未觉得自己在受苦，且能在卑微的劳动和交流中感到幸福——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固有看法。多年来，中国社会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多数长于空谈、拒绝行动，他们习惯于固守书斋，安于现状，以致介入现实的能力日益萎缩，马骅的出现，进一步映照出了这些知识分子内心的贫乏和苍白。

　　这无疑是一种新的社会危机：知识分子空谈的热情持续高涨，但行动力和实干精神却未有任何进展。回想“五四”，之所以能促成中国进步，有一部分原因，是胡适等人拿来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强调的正是“行动”。没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代人强有力的行动，当年的中国必将止步不前。然而，几十年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重归书斋，文化和知识在现实面前日益失效，这种趋势不能不令人担忧。

　　钱穆曾经指出，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今天读来，何尝不是警世之言？如果知识分子继续流于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势必有负“社会的良心”这一美誉。

　　因此，马骅渺小的努力，却昭示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他的实践，接续上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崇尚“行动”、关怀现实的伟大传统。他不是出于组织或口号的感召，也不是为了青史留名，仅仅因为身上洋溢着知识分子的激情、浪漫和不羁，仅仅因为渴望自由，热爱孩子，向往田园生活，于是他选择在一个山村当义务教师，以自己的知识和精神无私援助那些需要关怀的心灵，并最终殉难于此。他理应赢得所有知识分子的尊敬。

　　伟大的空谈并不比教一个孩子唱首歌更值得尊敬，生命的价值往往在那些微小而真实的行动之中才尽显无遗。马骅是一个诗人，他的人生，正好回应了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的著名诗句：“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