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徐迅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终于被问责了。。因非典病毒管理不善引发的这次非典疫情，被确认为重大责任事故，中国疾控中心共5人受处理，主任李立明引咎辞职。

　　在去年非典肆虐的日子，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研究员、著名病毒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博士，因为主张SARS的病原体为“衣原体”而大大的臭名昭著了一把。那时节，疾控中心李立明主任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主持人王志访谈时侃侃而谈的情形，至今我记忆犹新。当王志问他内心感受时，他说的是：“我想就是要呼吁媒体、政府和公众都要关注公共卫生，因为它是涉及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健康的问题。”注意到没有，这里没有“中国疾控中心”自己。可是到了今年，中国疾控中心自己的实验室成了非典疫情的源头！

　　不久前，鄢烈山先生在他的杂文中发出了公民的问责之声：对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有关人员如此严重的失职或渎职，难道能因为今次SARS疫情终于没有蔓延，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吗？“可以毫不客气的说，让那些人呆在CDC而不是呆在他们应该呆的岗位，对于社会安全的威胁跟病毒标本失控一样可怕。”现在，李立明不再呆在CDC的岗位上了，对这样的决定，我们拥护、赞成、满意、高兴，但是，可怕的事情是否就此了结？

　　成立于2002年1月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博士、院士、首席科学家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非典战役中一次次打败仗，令人痛心疾首。堡垒没有战斗力，根本的就是堡垒内部出了问题。中国疾控中心的问题，折射出我国科学界存在的种种问题。

　　其一，科学态度的扭曲。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腹泻病毒室“跨专业从事非典病毒研究”，采用未经论证和效果验证的非典病毒灭活方法，在不符合防护要求的普通实验室内操作非典感染材料。报道中这寥寥几句话，透露出的是一种可怕的科学态度扭曲状况。弄“腹泻病毒”研究的，干吗“跨专业从事非典病毒研究”？是吃饱了撑的，还是饿昏了找的？是齐心协力，还是好大喜功？是闹着玩玩，还是另有图谋？不得而知。但明摆着的是，此般胡来，正是科学态度扭曲的典型病症。

　　其二，科学精神的丧失。这次重大责任事故，是“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善，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安全防范措施不力”。这一切昭示着科学精神的丧失。科学精神丧失，必然导致科学行为不端。科学行为不端，必然在抗击非典的大业中起到“促退”作用而非“促进”作用。这也应验了亚里士多德说过的那句话：“在科学上进步而在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只是中国疾控中心压根儿谈不上“在科学上进步”。

　　其三，科学体制的弊端。这次，吴仪副总理要求卫生部会同科技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物安全管理大检查。大检查是需要的，但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分析科学体制上所存在的问题，在治本上下点真功夫。从抗击非典的经历来看，年轻的中国疾控中心近乎一个行政不像行政、科研不像科研的官僚制机构。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度”主导科研，必然导致“官本位”现象。在现有的科研体制下，“行政管理”取代科学内部的社会管理，结果往往是，科研机构或研究者为了获取更多行政资源甚至权力资源，不惜拼凑学术“航母”，释放科研“卫星”，制造科学“泡沫”。中国疾控中心去年弄出的“衣原体”、今年染上的“真病毒”，还真的逃不出官僚制构成的怪圈。

　　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说：“科学是国家的最高的人格化。”中国科学院近日完成了《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给中国科学界开出了一份“完全病历”，指出一些科研人员研究动机扭曲，科学精神丧失，只热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垄断，不在研究和学问上下功夫，而擅长拉关系、走后门、立门派；甚至此等匪夷所思的事也发生了：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报告要求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结果发现报告中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而中国疾控中心的状况告诉我们：此般科研，非但没有让科学成为国家的最高人格化，连个人的起码人格化都尚未达到。长此以往，那么，面对似乎越来越遥远的诺贝尔科学奖，国人恐怕连艳羡的资格都没有。

　　（作者系杭州《都市快报》编辑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