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暴力征税让一个普通农民愤然而起，他就是河南宜阳农民王幸福。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75名群众被打伤）、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当他那份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60多页调查报告辗转送出后，终于引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等部门的高度重视，暴力征税事件也露出了冰山一角。县长对他表示感谢，并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

　　在为王幸福的义举、壮举所深深感动的同时，不由联想到曾涌现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反腐败英雄。都是伸张正义，都是为民请命，都是不计个人安危，但“王幸福”现象和反腐英雄是一回事吗？

　　凡权力腐败，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且大都是个人行为。即使有些被叫做“集体腐败”，但相对于社会和组织，同样具有“个人行为”性质和生怕别人知晓的隐秘特点。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体系，反腐败当然应首先从内部做起，从健身强体做起，从“管好自己的人”做起。但由于腐败这东西太分散、太隐蔽、太狡猾，面对我们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政党和政府系统，即使在教育、纪检、监察、审计等方面投入再多、花费力气再大，大概也免不了有漏网分子。因此，借助外部力量十分必要，而身处民间的那些反腐英雄就是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反腐败的事实也证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许多腐败分子都是在群众检举揭发下露出原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大众以及其它各种社会力量对政府反腐败的“参与度”越大越好。

　　然而，暴力征税与腐败完全不同：征税是政府在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是阳光下的、有组织的、非个人的公务行为，有时甚至还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兴师动众”的大行动。仅以王幸福调查的13个乡镇230户被殴打的事实来看，要完成这一系列的殴打，需要使用多少时间，动用多少乡镇干部、警力、车辆乃至打人的工具？其间出现过多少抗议、呐喊、呼嚎号乃至流血？这些“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件，这些“动静”整得如此之大的事情，只要政府领导、上级政府、众多官员不是聋子、瞎子，根本不可能全都浑然不知，而非要等到一个普通农民历时数月拿出调查报告后才“高度重视”，暴力征税也因为有一个农民得揭发才“露出了冰山一角”。

　　笔者忽然意识到：中国多出几个反腐英雄在情理之中，而“王幸福现象”得出现却是一个漠大的、深刻的讽刺。作为当地有关政府部门以及上级、上上级部门，应把王幸福的出现看成是自己漠大的耻辱。诚然，这与善待王幸福本人一点儿都不矛盾。

　　政府行使权力、与百姓发生联系的方式、途径、范围各种各样，唯有“征税”一项最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因此征税最能在全体公民心目中形成政府的整体形象特征。也就是说，一个暴力征税事件也许发生在某乡镇某偏远地区，但形象受损的绝对不可能仅限于这个镇的镇政府以及镇干部。问题是，谁能切实地为政府整体上的“征税形象”负责？从某种角度上看，政府的这种整体形象和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国有资产”的比喻差不多：它就象一只野兔子，谁都想把它抓住据为己有；一旦跑掉，谁也不会心疼。

　　暴力征税往往总有使用暴力的理由，暴力征税往往总有人指使或授意，因此仅仅发落几个打人者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因暴力征税所导致的党和政府整体形象的损毁看成是国有资产流失，并象惩治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中的渎职罪那样，对与暴力征税有关的人员问责、问罪。而这一切，不应等出现了王幸福之后才“高度重视”，而应在各级政府内部建立一种铁的制度，一种刚性的责任，一整套跟踪、监控、预警征税暴力（甚至是暴力倾向、暴力预兆）的信息反馈体系。

　　在一些十分注重社会形象、商业形象的企业尤其是窗口服务企业，常能听到一句这样的内部语：“谁砸公司的饭碗，我们就坚决砸他的饭碗”。区区一个企业当然无法与庞大的政府系统相提并论，但道理却是相通的。值得深思的倒在于：一个好的企业，几乎所有的员工都珍视公司信誉和形象，因为它与每个人的联系有着密切联系；而一个政党、政府却几乎难以做到，仅仅是因为其系统太庞大、人数太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