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接受“鸳鸯蝴蝶派”还只是我思想倾向的一个方面，鲁迅作品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这里我想提一下三中的一个教语文的老师，他姓张。他给我们讲课时对鲁迅的著作讲得特别经心，对鲁迅作品里的思想阐发得也特别透彻。而且不但讲课本上选用的鲁迅作品，还自己选了不少鲁迅其他的作品，刻字油印发给同学。他还希望同学们自己出钱去买鲁迅的《呐喊》、《徬徨》，并且愿意替同学去买。我从他讲课口气，估计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估量老师可能是共产党员的有两位，一位是在五卅运动时带我们上街的第二师范附小的老师。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没有机会证实；还有一位就是我这里说的三中的姓张的教员。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没有机会证实，不敢确认。对这位老师，我在1995年出版的《我的编年故事》第一册里只写了一句：“新小说中鲁迅的《呐喊》和《徬徨》还是很喜欢的。三中初一教语文的老师对鲁迅的作品讲得很好。”没有把我的猜测写进去。

　　几年前，三中要我担任校友会的名誉会长。有一次我去三中参加我母校的校庆，和校长谈起这位老师。他对校史有研究，一提这位老师，他就说他知道。这个老师的名字叫张苏。校长说：“你估量得完全正确，根据学校所做的调查，这位老师那时的确是共产党员。”

　　建国后在北京，我认识了张苏同志。我们工作上没有太多的联系，他在政法部门工作。在接触中感觉到他是一位党内的长者，而且我还知道他在察哈尔工作过。可是不知道他就是初一教我语文的那位老师。那次总算弄清楚他就是我怀念的那位老师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见张苏同志。三中校长告诉我，张苏住在红霞公寓，而我的秘书小胡的婆婆正好也住在红霞公寓，而且她婆婆知道张苏的房间。于是我就马上去那里找他，可是在找到那个房间后，发现住在那里的已不是张苏家。这家人说，张苏同志在不很久前过世了。而且张家已经搬了家，邻居也不知道这家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至今没有能够向他表达自己对他的怀念。这是我的一件憾事。

　　这里我插进去讲一下，在1925年我虽然受过一次革命的洗礼，但是毕竟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水平的小孩子，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在1927年初，离开了上海这个当时政治上比较先进的地方（广东也许更先进），来到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我就不再像在上海的时候那样敏锐，政治上很麻木。搞乱七八糟的“哲学”，搞鸳鸯蝴蝶派文学，也许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想状况的表现。

　　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这时候我已经到了北京，却一无所知。无论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在社会上都没有听见有人说起或议论这件事。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是我进三中以前的事，写在这里带有补记的性质。我想李大钊被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两年前的上海，那时我年纪虽然更小，可是由于学校里有上面说过的那样革命的老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同时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半年之后，那时我已经进了初中，也许张苏老师会给我们说起这件事。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那时北京还在张作霖的统治之下，两股反动势力争夺地盘、兵戎相见。张作霖逮捕和杀害李大钊的行为，就是在“四一二”的前后，其仇恨人民与蒋介石毫无二致。

　　1927年我在北京街上看到的一件事，是人力车夫上街砸电车。有一天，就在西单到新街口的一段，看到许多电车停在那里。人力车夫认为电车抢了他们的生意，聚集起来砸电车。这当然是一种自发的行动。

　　在1927年秋后，张作霖被迫退到关外，北京改名北平。我们的第三中学也从“京兆公立第三中学”改称“北平市立第三中学”。国民党市党部设在西单辟才胡同。那时来到北京的还是武汉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的活动方式还部分地保留北伐时的那些活动方式。市党部的一个姓刘的书记长，还到三中去过好多次。国民党市党部还发给我们学生许多国民党的宣传品，教我们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首歌。国民党市党部欢迎三中学生到辟才胡同去，我也去过不止一次。还组织我们到中山公园社稷坛演戏……真活跃了三四个月。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还高兴了一阵子。

　　话又说回来，那个时期通过看鲁迅作品接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还是主要的。学校里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者也不只张苏一位老师。

　　同时我想在这里说一下，在三中三年，我只在第一个学期，发生过不满意当时的校长许兴凯这样一件事情。我对三中是很满意的。我满意它对学生管得不那么严格（我喜欢自由，不喜欢管得严格），同时它开的课程也“自由”，比方学校请了一位白涤州老师给我们讲一门“国语概论”。我还记得其中讲北京方言的一堂课。而且还记得他讲北京方言时说过：“重重复复，颠三倒四，曰贫。……声势赫赫曰红。反红曰黑。……配！犹言不配也！”在初中二年级开第二外国语德文。德文的花体字母，我就是那时候在三中学的。三中开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课，各门课都很简单。学了之后我的印象倒挺深。我想这可能是五四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