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之杨逸中专栏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事情，常有；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的故事，亦常有。比如关于初等教育，就有一种说法，说是社会如果吝于在小学建设上投资，则“节余”出的资金大致会被迫用在监舍的追加建设上。而关于一般成人社会，也有一种理论，说是逼仄的环境会导致普遍的心理紧张，心理的紧张又必将提高城市的犯罪率，只有闲适的心境最利于宽容与和谐的养成。城市动物园等公益设施对于一个城市闲适氛围而言，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国家和城市的管理者对此不可不查。

　　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现有公益性动物园一般不宜搬迁。建设部的这个表态是实有所指，绝非无的放矢。近几年来，一些城市城区动物园向郊外的动迁，不是已经完成实施或者已在实施，就是且在拟议，而心随风动者，正不知几许。动迁热浪之逼人，可见一斑。建设部对城市动物园公益角色的认知，也非常值得赞赏：科普教育场所、城市绿地系统及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对于动物园的动迁热潮而言，建设部的这个表态不过是降降温，还说不上是叫停。考虑到许多被国务院“严格”、“禁止”过的事情尚且需要“三令五申”，则建设部“一般”和“不宜”的措辞，实际上就给动物园的动迁留下了不算太小的操作空间。

　　客观地说，使用预留空间的用语不会是出于建设部的软弱，更不会是出于建设部的故意，而是因为各个城市的情况纷繁不一，的确无法一刀切。比如，有的动物园因为周遭既有建筑物的贴临，不但无法扩大动物的豢养规模，连既有动物个体平均生存空间的扩大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迁动物园周围的其它设施以迁就动物，就未免显得关爱动物关爱到了矫情的地步。

　　但是，如果上述情况可以成为动物园动迁的过硬理由，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批准新建建筑物过度贴临动物园算不算缺乏城市人文环境发展眼光？对于缺乏城市人文环境发展眼光的官员是否需要事后问责？

　　一个比较极端的问题是，以贴临建设之类的方式对动物园等共用设施进行蚕食排挤无疑将是精于策略的，则如何抗拒这种机巧的操作？一个比较悲观的揣测是，民居的拆迁已近尾声，如今是轮到公用设施用地被盯上了。

　　把动迁理由的论述强制限定在公益性的语境里，也不会把门槛提高多少。通俗地说，要求只准拿公益性说事儿，不准拿城市GDP等等指标说事儿，实在是难不住谁。动迁派的理由也清一色是完全公益性的：诸如市区的空气污染不利于动物身心健康，动物的大规模聚集或将导致疫病失控，等等。不过正同上述贴临建筑的例子一样，反方完全可以轻松进行类似的攻防。比如，假设市区的空气污染可以充作动物园的动迁理由，那么把动物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置于市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之上，岂非也是一种矫情？所以市区空气污染的合理结论，就只是强化污染治理，至少应当首先让猛冒黑烟、宛如“烧柴”的机动车绝迹于路面。

　　所谓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毕竟武器再好，如果不被使用也只是一件摆设。于是，我们看到，最好的理由是被采纳的理由，只有那些被采纳的理由才构成决策的基础。衡量动物园拆迁的利弊得失，事涉公众利益，听证无疑是各种诉求进行公平博弈的最佳平台，前提是一定要设定一个合宜的听证主体。

　　所谓听证，系指某个专责机构听取相关各方面的证言。出具证言者可以因为利益背景的不同而具有偏向性，这无可厚非，比如政府可以有GDP方面的诉求，行业领袖可以代表本行业的利益冲动，专家为所属财团代言，这也没什么可怕的。但是在诸如动物园动迁等事涉一般公众利益的听证会上，却要求证言的听取者和决断人，必得具有超脱出具体细微利益困扰的胸怀，于是人大成为最为适宜的听证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