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黄荣才

　　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日前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标志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据7月4日《新京报》报道）

　　问责办法第一次将问责制上升为制度层面上的强制规定，是在问责制度方面一次突破性的探索。问责办法规定了18种问责情形，明确了各种问责的门槛和临界线，规避了问责无法的尴尬。不可否认，问责已经成为一段时间来被高频率使用的词语，甚至有问责风暴的说法。但要知道，即使风暴再猛烈，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那么风暴也会减弱，也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大气候。

　　再说，没有一个明确界定和标准，问责也就出现随意性了。如果问责只是因为特定的社会氛围，例如引起公众强烈关注或者某个高层领导过问之后才产生的，那么就可能因为公众关注或者领导的注意力转移、震怒情绪趋缓等等发生变化，导致问责的有头无尾或者“运气不好撞上”的个案，没有普遍的意义和约束力，不能达到举一反三的地步，不利于官员自设防线，也不利于群众参照监督。还可能导致因为该问责的事没被大范围披露或者没“有幸”进入领导视力范围，最后是该问没问或者轻描淡写地“问”，结果问责就成为空话。因此，把问责从随机性的行为上升到制度的层面，以制度的刚性和强制力来规范约束，这样的问责才能长久而富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形成问责的高压线，促进依法行政，而不仅仅是运动式的一阵风。

　　《江南时报》 (2004年07月05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