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写一个关于意大利的故事的时候，你只能写意大利。可是在美国，即使是一个最小的小镇，你可以写关于全世界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所有社会群体的聚集地。你可以在美国找到全世界。”一个意大利导演这么说。塞尔乔·莱翁内（SergioLeone），一辈子致力于拍摄美国英雄故事，一个意大利人幻想中的美国西部传奇故事。在拍摄《西部往事》（1968年）之前，塞尔乔·莱翁内不会说英语，不清楚美国是什么样，那时候他已经近40岁，那时候他已经拍摄了三四部美国西部片，那时候他甚至已经拍摄了西部片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善、恶、丑》（1966年）。可是他那些辉煌的美国西部片都是在西班牙南部荒漠和意大利摄影棚里拍摄的。他的西班牙基地“美国”西部片似乎比约翰·福特的美国西部片更西部。荒漠，铁道，沙漠中的小镇，小镇势力，外乡人，因为追逐金钱而聚集的匪徒，棕色皮肤的美人，枪口下的农民，骑马而来骑马而去的英雄。在西班牙南部地平线上的苍凉落日，似乎比在美国西部的落日更血腥。后来，塞尔乔·莱翁内终究去了美国，地地道道的美国，拍摄了关于美国匪帮的史诗《美国往事》（1984年）。从前，在美国，一对患难长大的街头兄弟，兄弟情延续了几十年，最终因为女人和利益而相互背叛。兄弟情的英雄故事，与中国成龙电影、周润发的动作电影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中国的成龙周润发电影的英雄是真英雄，而塞尔乔的英雄是匪徒。当然根本性的不同，是这对美国犹太人的兄弟情被放置在一个宽阔的美国历史背景里，街区混杂血统的匪帮生活、美国的成长、青年的漂泊、积累金钱、积累力量、争夺利益，直到美国梦的中年忧郁。这样一种远大宏观的悲情故事，在香港的兄弟情动作片里，是一种缺失的风景。为什么在西部片里，人物角色是那么类型化，那么概念化，那么简单化，却是那么好看，那么不简单、不类型、不概念？像《善、恶、丑》可以说是经典西部片的通俗教材，我们可以说整部电影只有三个角色，好的英雄、坏的匪徒、丑的罪犯。这三个人物因为追逐金钱而相互追逐。没有一个女性角色，没有一个中立角色，更没有一个道德位置模棱两可的角色。好的、坏的和丑的，你可以光从服装造型和脸庞气质上来判断，但人物内在的爱恨和欲望由于极富创造力的剧本细节和台词而意味深长。《西部往事》里，那个吹口琴的孤独的外乡人，沉默、忧郁、刚性，他为童年丧兄的复仇而来到沙漠中的小镇，经历了追逐、决斗与死亡，他骑着马沉默地离开了这个西部小镇，即使钟情于他的美人的目光也不能将他留住。有一种宿命的东西在推动这个英雄往外走去。因为西部太巨大了，因为西部太荒芜了，你不离开，你不寻找可生存的绿洲，你就将被消灭。就是在意大利塞尔乔·莱翁内的西部片里，美国好莱坞类型英雄克林顿·伊斯特伍德成长起来，从60年代到现在，40多年里，从一名无名演员到全世界皆知的类型英雄角色。克林顿·伊斯特伍德90年代以来的一个西部片《不可饶恕》，不是大师杰作，但却饶有意思。在我看来，那部90年代的西部片像是一首为经典西部片送葬的挽歌。站在2000年以后的新世纪来看，似乎西部片的辉煌已经过去，似乎美国西部的故事不再是关于金钱的追逐、原始利益的斗争、土著民族的灾难。美国的现今西部，呈现着现代化以后丧失了神秘性的平面感。也许硅谷是如今的美国西部，也许导弹基地和电子城是如今美国的西部。文明的可怕、科技的可怕，不再仅仅停留在电影里的文明与野蛮的故事冲突。我不知道未来美国还有没有西部片，我不知道文明的发展是否真的意味着艺术形式的萎缩。（原载《经济观察报》，作者郭小橹。本报转载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江南时报》 (2004年07月05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