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共之争虽未见十分明朗，但国民党败绩却已经显露，是年初，国民党组成“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对于此项工事，国民党当局甚为得意，妄图凭借它来“保卫大天津”。

　　为保护好天津这个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根据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指示，曾有数位中共地下党员机智勇敢地获取了敌人城防和军事部署的情报，为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位便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曾常宁。

　　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副军长，是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同窗和结拜兄弟。1947年初，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向曾常宁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做好曾延毅的工作，促其争取傅作义起义；另一便是利用父亲的各种关系，设法掌握天津国民党军政要员、军事部署、城防设施等方面的情报。接受任务后，曾常宁一面积极开展对父亲的争取工作，一面密切注意搜集国民党军的情报。虽然曾延毅病休多年，但在华北军政界尚有影响，不少老部下和一些军政要员常来探望。一天晚上，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来曾府借宿，宾主间寒暄之际，崔流露了明日要赴司令部汇报工作的情况。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曾常宁立即警觉起来，很快她就注意到崔亚雄始终将一个黑色公文包谨慎地放在身旁，她立刻明白了，这里一定是汇报材料。正当曾常宁为获取材料而思索办法的时候，又有客人到曾府拜访，因为来人与曾、崔二人都很熟稔，所以曾延毅、崔亚雄一道前往客厅会客。趁着这个机会，曾常宁迅速闪进崔的卧客。在打他的开公文包那一刹，曾常宁眼前忽然一亮，一份绝密情报的标题赫然入目，那就是“咸水沽兵力驻扎表”。这份最新的敌情资料，从兵力部署到武器装备一应俱全，明明白白地全部记录在纸。曾常宁先是一阵紧张和激动，不过她还是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一边仔细地注意着房间外的动静，一面快速地取出纸笔将图表上全部数字和格式速记下来。大功告成后，从容地将文件整理好放回公文包，退出崔的房间。这时，楼下主客间的谈兴依然，崔亚雄也丝毫没有留意到公文包被遗留在楼上的房间。后来曾常宁谨慎地将情报藏好，很快上交给党组织。此后，在父亲的帮助下，她还获取了国民党军“塘沽城防图”和天津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的有关情况，也及时地交给了上级党组织。这些情报在后来天津解放的战役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除曾常宁外，南开大学许多进步学生都为解放天津做出过贡献。尤其是解放天津的前夕，很多南开学生抄收新华社广播，并大量翻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告国民党兵书》、《约法八章》等，并组织其300余人的宣传队，以各种方式向社会各界阶层散发。最令国民党当局恼火的是，天津很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寓所和办公室都收到了署名“中国共产党迎接天津解放委员会”的警告信，似乎一夜之间，天津已经解放了似的。在后来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南大学生不仅冒着炮火在学校大楼外挂出“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巨幅标语，而且还派出向导为解放军带路，并为保护学校不被敌人破坏做出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