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因擅于完成各项收费任务而被评为先进的乡村恶霸，一宗因占地补偿费引发的命案

　　安徽阜阳阜南县村支书杀人事件调查

　　从恶官治村怪圈看税费改革在基层的艰难落实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鲍小东

　　2004年5月27日下午4时许，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袁集镇宁大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金彪及其两个儿子，将本村村民王勇刀砍11下而致死(张家父子在案发当日即被抓获)。

　　距今不足十年的1995年11月4日，同样是阜南县。该县中岗镇沈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沈可理持枪上门征收提留款，并枪杀1人、伤2人。

　　“税费改革之前，由于农民负担重，村委会的收费任务也非常重，所以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的现象十分普遍。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理应从收费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但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一些新情况，使得农村工作开展仍然困难，因此工作作风粗暴的现象依然存在。”阜南县一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政府官员说。

　　该官员认为，张金彪砍杀村民看起来是突发事件，但它是税费改革在基层不能真正落实所导致的必然事件。

　　麦地里砍杀村民

　　71岁的王绪堂说，当时他给44岁的村支书张金彪半跪着，求他给王勇留一条性命，但张金彪连喊三声“砍死、砍死、砍死”。后经法医鉴定，王勇被砍11刀

　　宁大村的耕种传统是，在收割了麦子之后，就种玉米。6月10日，邻庄(“庄”指的是生产队)的玉米已经长苗了，但宁大庄的玉米种子还没有下地。这天上午，村民都集中在村里最主要的村道上，接受袁集镇的领导亲自调整土地。这样的结果是村民对本庄村民王勇付出生命后所做出的让步。

　　5月27日下午4时许，39岁的王勇和父亲王绪堂、叔叔王绪怀等人在地里收割麦子。村支书张金彪开着桑塔纳轿车停在王家的地头上。

　　张来到王勇等人面前，问王勇有没有去填此前分地时做的标记。王说有。张便问为什么要填。王说因为没有处理好占地补偿费的事情。

　　王所说的占地补偿费背景是，在建的阜(阳)六(安)高速公路经过宁大行政村的6个庄，该村部分土地被征。据了解，征地补偿分两种情况，路基占地补偿费为每亩10500元，1000元被县市两级政府留做农业税和修复农田水利设施的费用，9500元为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分发给农户，其中青苗补偿费为500元。挖坑取土占地补偿费为每亩6000元。

　　因为各农户被征的土地多少不同，有的太多，有的很少，有的没有被征，所以，阜南县政府最后决定，按照1994年土地承包人口，平分征地补偿款，然后重新调整剩下的土地。

　　但宁大村村民并不知国家到底按多少亩数进行补偿，总共补偿了多少。因为，村里对此既没有公开账目，也没有开过一次会议。各庄村民都认为补偿款没有按照实际征地的亩数发放。

　　据了解，阜六高速公路还经过该镇的另外两个行政村，而他们公布了征地的亩数，征地时，由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县里、村里，共同测量。征地补偿款也由省高速公路指挥部和镇政府按人口进行平分，存入镇财政所，最后打出存单，发给村民，村民凭存单到镇财政所取钱。也就是说，补偿款不经过村委会。因此，另外两个村村民对征地及补偿问题没有意见。

　　惟独宁大村不是凭存单取钱，而是发放现金。在宁大村，土地补偿费为4117元／人，每亩500元的青苗补偿费只发了300元。村民还反映，挖坑取土的占地补偿，以及沟路的补偿，都没分发给村民，因此村民要求村委会公布相关的账目后，再调整土地。

　　5月25日前后，宁大村委会在没有满足村民要求的情况下，开始调整土地，村里让各庄的队长通知各农户分地。其他各庄最后都妥协了，只有宁大庄没人到场。然而在村支书张金彪的主持下，镇里蹲点干部、两个村干部和宁大庄的队长开始强行分地。他们分好了地，做上标记。但随后被村民集体填平。两天后，即出现命案。

　　“当时，袁集镇派出所的人就在现场。”目击者张卫志说。张自称，当时他距离杀人现场只有一两百米。

　　据了解，之前，张金彪先带着两个派出所的人到宁大村的大周庄，因为不久前该庄村民集体到省里反映情况。张金彪想要调查出是由谁牵头、谁出资“上访”的。结果大周庄村民全部围了上来解释说，他们并非上访，而是到省里争取最低保险的问题。最后，张金彪带着派出所的人愤懑离去。接着，就来到了王勇的地头。

　　张卫志说，当时张金彪自己开一辆桑塔纳，派出所的人开了一辆警车，当张金彪走到王勇的麦地时，派出所的人则到了村卫生室。

　　当张金彪得知王勇参加填标记后，就说“你真够可以的”，便对王勇进行推搡。王绪堂等人将两人拉开后，叫王勇赶快离开。王勇骑着自行车走了不到2米，就被张金彪抓住自行车的后座，连人带车一起掀翻。

　　“王勇爬起来后，与张金彪推起来，但没有打。”张卫志说。王绪堂等人又将两人拉开。此时张金彪回到桑塔纳轿车里开始打手机。王绪怀说，他以为张金彪是给派出所打电话，于是叫王勇赶快跑。

　　“(王勇)跑了一两百米的时候，我就看见来了两个人，是张金彪的大儿子张勇和二儿子张雷。张雷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长的黑黑的东西，跑到半路的时候，他用力一抽，就抽出一把刀。这时候，我的心就慌了。”王绪堂说。随后王绪堂、王绪怀一起向王勇奔去。

　　此时，张金彪用手一指，张勇、张雷二人直接从麦地里斜插过来，张家兄弟比王绪堂兄弟先行赶到王勇身后，张雷第一刀砍到王勇的后背。王勇继续奔跑。

　　张卫志称，和张勇兄弟一起来的还有第三人，是此人开摩托车将张勇兄弟送来的。据后来调查，此人是社会流氓，外号“小老虎”，目前在逃。当王勇奔跑时，“小老虎”用脚将他绊倒。张雷随即追上去砍下第二刀，王勇用手一架，结果右手被砍落在地。

　　71岁的王绪堂说，当时他给44岁的张金彪半跪着，求他给王勇留一条性命，但张金彪连喊三声“砍死、砍死、砍死”。于是张勇抱住王勇，张雷对着王勇连砍数刀。而张金彪则从后面将王绪怀的头掐住，使他无法营救王勇。后经法医鉴定，王勇被砍11刀。

　　张卫志说，他听见张勇骂道“还砍，都快砍死了”，于是张雷扔下刀，开始逃跑，张金彪开车追上去，将两个儿子送走。

　　村支书的恶霸史

　　村民反映，几年前，张金彪就扬言，“要打就打死，大不了赔两万五万的”。以至于王勇出事后，有公安进村调查时，竟然没人敢说王勇的家在哪里

　　张卫志说，等张家父子逃跑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才跑过来，这时候张卫志也跑到王勇面前。张卫志说了一句，还不抓人？对方则说，看看再说。于是报警并呼叫120。

　　案发后的20分钟左右，阜南县公安局来人，回到家中的张金彪已经穿好衣服，准备逃跑，但立即被抓。当天晚上，阜南刑警大队在阜阳市将逃跑的张勇、张雷二人抓获。

　　张卫志回忆说，当时还有一个村民也在杀人现场，但没人敢上前拉架。

　　张卫志说，没有人敢上前拉架，因为张金彪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村民反映，几年前，张金彪就扬言，“要打就打死，大不了赔两万五万的”。以至于王勇出事后，有公安进村调查时，竟然没人敢说王勇的家在哪里。他们担心的是，张金彪还会出来，因为张家“有很多关系”。

　　在王勇被杀之后，“全村没人和我说话，好像我成了反革命，都怕张金彪出来报复”。王绪堂说。

　　记者在宁大村采访时明显感受到村民对张金彪的畏惧心理，他们需要记者做很长时间工作才肯接受采访，而且再三强调不能写他们的姓名。村民郭长利列出一长串被张金彪打过的村民的名单，其中有妇女，有残疾人，还有70多岁的老人。

　　村民杨德柳就是被张金彪打过多次的人，王绪堂认为王勇的死和杨有一定关系，因为杨曾经被张金彪追打而躲到王家，张因此对王家怀恨在心。

　　但杨德柳显然是被张金彪打怕了，怎么也不肯接受采访。

　　被张金彪打过的人还有宁大村支部副书记袁加海和支部委员陈长华等人。2001年6月份，袁、陈二人骑车到阜阳市委反映张金彪的问题。反映的内容是，张金彪任意选拔村干部，而且都是超生户，并将原有的村干架空。结果在回来的路上被打，打手最后丢下一句话“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告张金彪了”。

　　“张金彪的工作作风的确有些粗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连他的父母都找过我，反映他不善待父母的劣迹。”6月17日，袁集镇党委书记孙雪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独裁村支书

　　按照规定，村支书不能同时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但2003年开始，在阜南县，村支书可以同时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而张金彪自2001年就兼任村委会主任，“管钱、做账、签字都是张金彪一个人”

　　“张金彪是社会青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流氓，爱打爱斗。原来他是开货车的，因为与本村村民常伟有过节，开车故意将常伟的小孩撞成残废。小孩子已经躲在大白杨树后面，双手抱着树，但还是撞残了双手。事后也只是赔钱了事。”陈长华说。

　　但1995年，张金彪被任命为宁大村村委会副主任。当时的村支部书记王绪道透露，因为那时袁集镇党委书记王信林是张金彪弟媳妇的哥哥。

　　时任袁集镇党委委员的退休干部徐勉云回忆说，王信林提拔张金彪时，镇里没人同意，但是王信林还是拍板，让张干副职。

　　王绪道向镇里反映张金彪好打好斗之事，但王信林说，“(张金彪)啥时不听话，啥时就不要他当副村长(村委会副主任)”。就这样，张金彪就进入村委会。陈长华回忆说，那时镇里就已经说了，让张金彪主持村里的全面工作。

　　第二年，张被提为村委会主任。此后，书记王绪道就被架空了，村委会的整个收支都是张金彪一人经手，从不做账，从不公开村务，村委会的公章也由张金彪保管。王绪道透露，税费改革之后，以前欠缴的提留款，已经不能再收了，但是张金彪利用村民使用公章之机，要求村民缴清老提留，而这些钱都进入张的私人腰包。

　　现为阜南县科协副主席的李汉标，于1997年3月到袁集镇就任党委书记。“张金彪敢干，好打好斗，群众基础不好。群众经常上告。”李汉标回忆说。

　　1999年，宁大村进行第一届村委会选举，有更多的村民告发张金彪，告发的内容有三：一是超生，张在已有2个儿子的情况下，又于1990年5月生下第三胎；二是张工作作风粗暴，经常打人；三是经济问题。

　　因为看到宁大村的矛盾激烈，所以袁集镇将这个村的选举安排在全镇的最后。李汉标回忆说，当时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有三个，张被排在最后。选举的程序是，由镇里提出候选人名单，先进行预选，后正式选举。结果，张金彪被选中了。

　　既然张金彪的群众基础不好，又为什么被选中呢？

　　“当时镇长是沙文清。而沙指名道姓地说，不让我参加选举。”宁大村村支部副书记袁加海回忆说。袁分析认为，凭他的威望，如果参加选举，张金彪就肯定选不上。选举的结果是王绪道继续为村支书，张金彪为村委会主任。

　　但选举结束后，沙文清还是任命袁加海为村支部副书记兼文书，任命陈长华为支部委员兼民兵营长。

　　又据知情者透露，在选举之前，张金彪请各队的队长、小学教师(宁大村小学校长是张的妹夫)吃饭。填选票的时候，由这些人抱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填选票，但是不识字的、下地干活的等等，都由这些人代填为“张金彪”。

　　“张金彪势力大，村民们都怕得罪，那些抱流动票箱的人，又被认为是张金彪的人。而且村民认为选谁都一样。因此张金彪还是被选上了。”李汉标分析说，“在农村就是这样，家族势力大的，选举时就容易得票。”

　　李称，既然是村民选上来的，镇政府就无法罢免，罢免的合法途径是，由群众罢免，即三分之一的群众代表提出罢免议案，写明理由，由镇党委会研究是否罢免，同意罢免的，就让全村满18周岁的村民进行投票表决。

　　李汉标在任期间，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罢免张金彪，并请县民政局的负责人到现场监督，“当时全县都没有这样搞过”，但是仍然没有成功罢免张金彪。

　　但村民并没有因此停止告发张金彪。“告他超生，但是在农村超生的太普遍了，超生的干部也很多。告他经济问题，也查过，但是宁大村的体制与别的村不一样。别的村都是文书做账，村委会主任管钱，书记签字。而宁大村，管钱、做账、签字都是张金彪一个人。张金彪不经过镇里批准，自己聘请试用干部。所以查不出问题。”李汉标说。

　　李汉标还称，原本打算先提张为支部书记，这样镇党委就可以合法罢免他了。但李很快被调离。在下一届镇政府的主持下，张于2001年就任宁大村支部书记。

　　据透露，按照规定，村支书不能同时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但2003年开始，在阜南县，村支书可以同时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而袁集镇约有六分之一的行政村是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而张金彪自2001年就兼任村委会主任。

　　自张金彪主持宁大村的工作后，首先架空文书袁加海，“不让他做账，什么事都不找他，开会也不通知”。在袁集镇，村干部开展工作的方式是包片负责，而张金彪安排其他人到袁加海分管的辖区内主持工作。村支部委员兼民兵营长陈长华断断续续地在村委会工作。到2003年二三月份也彻底不干了。

　　在架空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各成员之后，张金彪开始自己聘请几个人开展工作。但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次。在出事之前，宁大村委会的架构是，张金彪为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另外聘请的王绪连和王广芳分别为支部委员和计生专干，还有刘永德为文书。

　　按照规定，文书是管账的。但刘永德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文书”，并不管账，只是跟书记跑跑，计生专干和支部委员，“也没有明确做啥工作”。刘的工资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给多少也是不一定的。

　　正因为如此，刘对高速公路征地以及补偿款问题一概不知。刘说，村委会也没有办公场所，广播室原本就在张金彪家里，后来连同张家的老房子一起卖给村民张玉华，但现在村里有什么事情，还是集中在广播室里。

　　而广播是张的“舆论工具”，张金彪经常使用广播漫骂他人。

　　粗暴支书缘何“吃香”

　　杀人的张金彪曾被评为2001年度先进党支部书记，今年年初也获得表彰。“镇里喜欢‘雷厉风行’的干部，也不管做事的方法。只要完成收费任务就是好干部”

　　“张金彪之所以最后被任命为村支书，是因为镇政府的用人取向是，喜欢具有一定家族势力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好开展农村工作。”李汉标说。

　　张金彪在阜南县检察院、阜阳市交通局、阜阳市电信局都有亲戚，而且张为人强悍，正好成为镇政府的合适人选。6月17日，袁集镇党委书记孙雪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张金彪的工作能力很强，能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因此，2002年春天，张金彪还被评为2001年度先进党支部书记。在今年年初的全镇“三干(镇、村、队三级干部)会议”上，张也获得表彰，但因为没有得到奖金，只得到奖匾，张当场将奖匾摔碎。

　　“镇里喜欢‘雷厉风行’的干部，也不管做事的方法。只要完成收费任务就是好干部，不管是抢来的还是怎么来的。也不问群众的意见。”安徐村支部书记苑学珍说。

　　而2000年推行税费改革后，除了国家征收的农业税以外，不得再有其它收费项目。但镇里收入大减，因此仍然下达变相的收费任务，如超生的社会抚育费、殡葬改革费，以及土地使用费等等。

　　“超生的社会抚育费，以前是大面积收取，现在范围小了，征收的标准是一个人口5元，如安徐村有2500人，那么，社会抚育费为12500元。如有人超生，就分摊这12500元。但如果没有超生的，也要完成这个任务。”苑学珍说。

　　其次是殡葬改革费。每年镇里按照每1000人死亡5人的比例下达任务，每死亡1人缴2000元。如果火葬的，不能罚款。只有土葬的才能罚款。但无论如何，村里都要完成这个任务指标。三是土地使用费，凡扩大建房面积的、在耕地上重新建房的，都要交钱。

　　“最难征收的还是农业税，尽管农民负担由原来的人均一两百元减到现在的二三十元。这都是过去的农村工作遗留下来的问题。”苑学珍说。

　　据了解，税费改革之前，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之外，镇里还给各行政村下达繁杂的收费任务。而且不根据实际定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就免职。所以村干部都是借钱垫付完成任务。开始以为一两年就会好转，结果年年如是，村干部都骑虎难下了。

　　“现在，一般的行政村至少都欠十七八万元的债务，有的是贷款的，有的借农户的、亲戚的，以及拖欠村干部、生产队长、镇里蹲点到村的老干部的工资等等，这些人都拒缴农业税。”苑学珍说，

　　在袁集镇，最为激烈的问题是，税费改革后，袁集镇变相加大农民负担，即将村民的承包地亩数由原来的41219亩增加到44583亩，共增加3363亩。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袁集镇党委书记孙雪芹时，孙却一口否定，“这不是真实的”。

　　但袁集镇各行政村均就此出具了证明材料。而被加大的土地亩数又分摊到各个农户的头上。以前炉村的朱超贤为例，安徽省农村经济办公室印制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朱超贤家的承包土地面积为4.42亩，但在2001年6月5日发的农业税缴费通知单上，朱超贤家的“被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为5.465亩。

　　而在今年的农业税缴费通知单上，干脆没有了“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这一项目，只有上缴的农业税一栏，计税为181.41元。朱超贤分析说，因为镇里怕他们上访。

　　为此，朱超贤自2001年至今，到阜南县上访30多次，到阜阳市20多次，到省里11次，到北京9次。朱说，信访办的人或写信或打电话到阜阳，但没用。“信访办的人还把温家宝的签字(在朱的上访材料上)给我看，但转到地方就没用了”。

　　2002年，朱在自己家里被打，打手是开车来的，其中一人为袁集镇派出所聘请的治安员常大龙。而朱超贤在被打之后，仍然进京上访6次。因为上访，朱前后举债1.7万元，另外还借了1000斤麦子，也是卖钱用于上访。

　　朱超贤距今的最后一次上访是在今年的4月份，结果被阜南县、袁集镇及其所在村的村干部一行五六人从北京接回来，但是他们“啥也没有说”。

　　而在朱超贤被打前的5天左右，多次与朱一起上访的新桥村村民刘永端也被打成重伤，医疗费花掉上万元，刘至今不敢回家。而打人者就是新桥村村支书的儿子。

　　恶支书倒台后的宁大村

　　现在，袁集镇已经任命70岁的王绪道为村支部书记。从1957年到1999年8月，王一直为宁大村支书。而王在任期间，也欠下债务。如今宁大村面临的难题是，新的村委会该如何组建

　　据透露，镇里在考核村干部时，上述种种收费任务是最主要的考核项目，因此产生了很多工作作风粗暴的村干部。

　　“实际上，这些工作应该是计生、税务等职能部门的任务，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是为村民服务的，而不是对上的。”苑学珍说。

　　而村民反映，张金彪却利用征税收费之机，乱收乱罚、随意截留，迅速聚集个人财富。2001年，张在105国道旁边建了一座楼房，临街共有5个店面。据知情人士透露，张当初在105国道旁边建房时，袁集镇土管所再三阻止，但镇党委书记孙雪芹以建村委会的名义批准。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张家购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两部货车。而此前张家的正规收入只有两个渠道：一、张在自家楼里建了一间澡堂，一年当中，约有4个月的生意，成人收1元钱，儿童半票。二、张在1998年建一个养鸡场，但一两年后，因亏本停产，直到去年才租给他人改为面粉厂，年租金为4000元。

　　村民反映，张金彪在任期间，各种收费都是随意的。计划生育罚款，有的是三四千元，有的七八千。不实行火葬的，罚款也是三千到五千元钱不等。

　　有据可查的是，1994年左右，修建105国道，经过该村，国家给予的补偿为3500元／亩，分几次发放。张金彪上任以前，补偿款全部到位，但张上任以后，剩下的40％补偿款至今没有发放。张金彪谎称国家没补偿，但镇里表示已经发放，而其他村也都已经发放。

　　另外，按照规定，任何人不得在耕地上私自建房，但在宁大村，只要交给张金彪1500元钱(少数1000元)就可以在耕地上建房。据统计，全村有这样的建房户57户，张共收取79000元，但上缴给镇里仅为6000元。张自己的住房、养鸡场几乎用尽了自家的承包地。所以，高速公路没有征收张家的承包地，但张家可以分得补偿款，而且在调整土地时，张家也没有承包地拿出来调整。

　　村民还反映，只有外出务工者才需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但张却鼓励没有外出就业者也办理该登记卡，理由是当年可以不出义务工，而办一张登记卡要交50元。据称，张金彪卖了两年登记卡。

　　目前，阜南县审计局正在对宁大村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问题进行审计，据知情者透露，仅张金彪一户就多报6亩，张在高速公路这一工程中，私吞二三十万元补偿款。

　　张金彪终于走到了尽头，而宁大村正在发生的悄无声息的变化是，有三股势力想争取进入村委会。

　　一是“有点头脑”的普通村民，开始到镇里打点；二是由张金彪聘任的两个人想保留在村委会。而他们的目的是，“袁集镇与阜阳市接壤，以后肯定要开发，比如投资商要投资，需要征收土地，就要找村干部，或多或少会给点钱”。另外的诱惑是，“村干部大小是个官，在农村有面子”；三是早先进入村委会而被架空回家的老成员。

　　“他们(指被架空的村干部)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村里的钱，为他们还债，因为在税费改革之前，为了完成上面的各种任务，他们借了很多钱，这些钱还没有还，但借款人向他们追款。”宁大村一位村干部酒后吐真言。

　　现在，袁集镇已经任命王绪道为村支部书记，而王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从1957年到1999年8月，王一直为宁大村支书。而王在任期间，也欠下债务。1996年，袁集镇给宁大村下达的殡葬改革的任务是35000元，王绪道和张金彪向个体户徐恩富借款35000元，交给镇里。然后，村里给各个村干部下达任务，凑齐了35000元。但这笔钱并没有用来偿还徐恩富，而被张金彪私吞。于是徐恩富与村委会打官司，结果村委会败诉，王绪道要偿还其中的一半。这笔钱，王至今无力偿还。

　　如今宁大村面临的难题是，新的村委会该如何组建。“30岁以上的村民很少读到初中毕业，20多岁的虽然读了初中，但因为教学水平低下，很少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尽管如此，年轻人全部外出务工。”袁集镇政府一名官员说。

　　图：

　　宁大村村民所住的几乎都是这样破烂的红砖瓦房。

　　张金彪家建在105国道旁的豪华楼房。村民反映，他利用征税收费之机，乱收乱罚、随意截留，迅速聚集个人财富。张家还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和两部货车。

　　被村支书砍死的王勇的妻子和2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正在上高中。

　　朱超贤手拿没有写明计税面积的农业税缴费通知单。税费改革后，袁集镇变相加大农民负担。前炉村朱超贤家的承包土地面积为4.42亩，但“被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却为5.465亩，他为此不断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