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界观察

　　◎本报图书观察员　田志凌

　　近期，名人出书持续高温，又掀起了一轮写自传的热潮。以美国的克林顿为首，加上中国的余秋雨、周国平等人。尽管他们的自传目前都还未现身市场，但都早已在媒体上宣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

　　克林顿可谓风头无两。作为曾影响了美国乃至国际大势的政治名人，公众自然希望从他的书里了解更多的政治内幕，光是莱温斯基和拉登两个符号就足以吸引全世界的好奇目光。因此才会有《我的生活》尚未公开发行15万册就预订一空，售书当天数千美国人冒雨排队来捧场的现象。

　　但来自《纽约时报》的批评却将这本书形容为“松散、自我沉溺、沉闷到令人目瞪口呆”，批评者指责克林顿的这本书不是为读者而写，而是为了他自己留名青史而撰。对于人们最关心的性丑闻事件，虽然克林顿自责“不道德又愚蠢”，但他更多的篇幅却花在攻击右翼政敌欲利用丑闻打倒他这上面，并未表现出深刻的反思。

　　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则以“首度披露文革真相”为卖点。据说在这本书中余秋雨将首次对两年前炒得火热的“文革历史”问题进行澄清，否认自己为“石一歌”成员。而令人疑惑的是，余秋雨将这本书定义为“记忆文学”。称其不是自传，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小说，而是“以平正、真实的记忆性内容组建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验”。

　　余秋雨首创的“记忆文学”引起了诸多的非议。问题很明显，因为文学是允许虚构的，而所谓记忆文学与自传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也是很难理解。按照余的说法，记忆文学首先是文学，即不是完全以纪实为目的的，那么也就不必要百分之百地符合实际情况。这种说法令读者无所适从：到底应该相信他书中内容的真实性，还是仅仅把这本书视为文学作品？克林顿的自传是不是记忆文学？

　　自传之所以长盛不衰，一方面是源于人书写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源于公众窥探名人生活的欲望，当然中间加上了经济利益的推波助澜。读者看名人的自传，要么是抱着了解事件内幕的心态，要么对于文化名人则有了解其思想和成长史的阅读期待。而无论哪一种阅读目的，读者对自传的首要期待都是其真实性，失去了这一点，自传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这种真实，更多的应该是对自我内心的解剖，而非肤浅的生活表象记录。

　　因此，周国平在自己的自传推出之前表达了对卢梭《忏悔录》的崇敬。《忏悔录》可谓是自传中的奇书，它反抗了人类自我美化的本性，以坦率无畏地公开解剖自己而被视为伟大的心灵作品。但即便如此，周国平也认为，任何一部自传要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坦率如卢梭，在《忏悔录》中自陈其劣迹时，也是一边自陈一边为此自豪。不过，周国平还是表示自己的自传会尽量做到诚实，并一再强调自己没有作秀。

　　究竟哪一个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在尚未看到这些书之前，所有的判断都是没有根据的。让我们期待着这些书自己来说明一切，我们需要记住的只是：不避丑、不虚美又能有深刻反思，这才是一部好的自传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