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

　　黄毅东

　　最近，“记忆文学”这个词正在通过网络上的一番谩骂得到传播，这首先缘于余秋雨先生写了一本《借我一生》，马上就要出版了。按照惯例，余秋雨每出一本书，都会引来一大堆“批判和围攻”，这可能是最好的对“名人效应”的注解，这一次同样如此。当然，我在为余秋雨先生担心的同时，也非常乐观地估计余秋雨先生在这方面的准备要比别人预想的还要充分一些。即便如此，那些企图用“社会性大批判”来碾压个体精神活动的人的举动，也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想，不少读者在这种大规模的批判闹剧中会受到影响，然而更多的不会——余秋雨先生的作品越被骂越畅销，我真怀疑那些人究竟是不是一群商业演员，一些余秋雨先生作品的不择手段的宣传小兵？反正，“记忆文学”这个概念已经通过非正常的途径粉墨登场，至于它究竟是否有价值，能否像当年余秋雨先生赖以成名的“文化大散文”一样令广大读者激动不已，这还有赖于读者的检验。

　　可是，“记忆文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复合名词的落脚点首先是“文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或者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主体生命的充分投入，一个人的记忆，是他的个体生命贯通过去和将来的连贯性精神活动，十分珍贵也十分独特，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也无法剥夺。在中国，极左的批判家历来习惯于用条条框框剥夺人的个体记忆，勒令一切个人记忆削足适履，进入阶级斗争的磨具。而余秋雨先生的这次作品，可以看作是一次唤醒——不光是唤醒人们的记忆，也同样唤醒人们自己。只有这双重的唤醒，才会产生有关生命的历史。

　　顾名思义，“记忆文学”是以主体精神来连缀各种真实的片断，组成真实与虚幻相见的文学模式，这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多次出现过。我个人看法，“记忆文学”是一种文学现象，是希望在中国文学界推动文学性批判的一次实验。毕竟，在中国有深度的文学性批判已经是凤毛麟角，大量的所谓“批评家”只能做政治批判和人格攻击，非常的狭隘和不负责任。余秋雨先生来写“记忆文学”能充分展示散文笔调与历史情节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能充分体现他以前在“文学大散文”中隐隐约约闪烁过的史诗追求。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究竟是怎么写的呢？他如何处理社会事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他如何在叙述体文本中融入他的哲思？如何刻画人物形象？也许就像他在多年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实践充分印证了“文化大散文”的概念一样，这次我想也是他对“记忆文学”的一次示范性实践，我对此拭目以待。而在几个月前，余光中在上海谈到余秋雨的作品时说，期待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的一次突破，我想这次正是检验这次突破成败与否的极佳时机。我更期待的是，“记忆文学”会不会像“文化大散文”那样，在余秋雨先生作出了示范性的实践之后形成一股写作热潮。

　　当各种各样追随性的“记忆文学”面世的时候将会出现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这恐怕是当代文学史家们所应该热切关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