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本”事件呼唤投资责任追究机制赵旭晴

　　轰动一时的“铁本”事件以项目立即停产、有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而告终。许多人都在拍手叫好，盛赞此次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很大，中国过热的经济将很快“降温”。笔者却对此有另外一些思考：

　　铁本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却要动用一百多亿元资金，创建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可见，中国的民营经济经过几年的积累，已经走过蹒跚起步阶段，开始问鼎中国的重化工产业。它们要在这些向来由国有大型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产业领域中分一杯羹，占一席地。

　　然而，铁本公司的故事也告诉人们另一面———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天生必然地遵循市场原则，在一定条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愿意与政府权势拉拉扯扯，不清不楚，政企不分。

　　本来，民间企业的投资凭借的是自有资源，产权明晰，自负盈亏，自然会在决策上反复权衡，谨慎行事。但是我们看到，当一家民营企业具有较大规模，成为一个地方的“利税大户”，能为当地提供较多就业机会时，它就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种种优惠和特许。这些民营企业正在替代原来的国有企业，成为政府行政保护和特惠政策的享受者。这样的企业在获取资金、土地、能源、人才等稀缺资源上，往往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多方庇护，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代价大量获取并占用这些资源。这时，许多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是把自己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在技术创新、完善管理等“内功”上，而是放在如何利用政府资源、获得政策优惠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仅不会回避产权不明，而且会主动地寻求产权不明。因为有了这样的产权不明，就可以拿公共资源来“玩”投资，赢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民)的。于是，“玩”私有资产时的谨慎和严谨就让位于好大喜功的大企业梦，投资决策变得简单，于是乎自有资本只有三亿元左右的铁本公司就敢于做投资一百多亿元的大项目，而政府部门和国有银行在向这些民营企业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时的缺乏风险意识可谓一如既往。

　　微观主体在投资决策上不计风险，不计后果，却急坏了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要为全局性的经济增长秩序负责。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虽然也用政策手段影响宏观经济走势，但基本上不会对具体的投资活动指手划脚。因为，单个投资项目的成败得失与政府无关，投资决策者须自负其责。这样，政府只要调整宏观经济变量的走势，微观经济主体就会自行调整其行为。

　　铁本公司绕过中央投资项目审批门槛的做法并无新意，早已有之。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叫“钓鱼工程”或“拼盘工程”。而且，历史的经验还反复证明，当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削减投资、抑制投资过热时，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方针办的地方最后总是吃亏。因为，紧缩政策总是一时性的，紧缩过后，GDP的增长还是硬道理，决定官员政绩的依然是地方财政增收几何、地方经济面貌变化多少。因此，那些善于在紧缩风头上“打太极拳”、保住其建设计划的地方总能笑到最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成为某些官员为官的不二法门。

　　令人疑惑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次行政干预性紧缩的教训和惨重损失之后，我们为什么不在制度、机制的改革和转型上求治本之道，建立投资责任追究机制，把投资成败的责任切切实实地落实到那些实际掌控着投资大权的政府官员、国有银行老总们的头上去？试想，如果投资责任能够切实地落实到每个负责官员的头上，一视同仁地做到谁投资失败，谁交乌纱帽；哪个银行出多了不良债权，就把哪个行长一撸到底，那么，在中央实施紧缩政策时，那些政府官员、银行老总、经理们能不听中央的号令吗？

　　民营经济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已有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投资决策和资源运用上的责任还没有真正清晰地落实到个人头上，这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