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幸福一夜成了脍炙人口的新闻人物，是他的调查报告引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还是媒体“轰炸式”的炒作？抑或是其他原因？

　　王幸福是非常幸运的，正因为他的幸运，他的调查报告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表达的“声音”才得到人们的尊重。在王幸福之前，有多少农民的调查报告寄到有关部门不被引起重视，而锁进了抽屉或丢进废纸篓，谁又能说得清楚？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为了自己的声音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比王幸福耗去时间更长，花的钱更多的农民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在我的家乡，一位老伯被当地政府反诬为对抗政策的“打击对象”，为了洗刷冤屈，他倾尽全家的所有，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从县政府一级级反映到国家有关部门，冤屈洗刷了，但他全家已沦为乞丐了。还有一事也是发生在我的家乡，而且是我出生并生活了三十年的村子里，建高速公路征了村民的地，由于村干部家的地大都没有被征，于是村干部决定把国家补偿的钱平分给所有的村里人。这钱是对失去土地农民的补偿，应发给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于是被征地的农民与村干部打起了官司，被征地的农民打官司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自己掏，而村干部打官司用的是村级集体的钱，钱多的村干部赢了官司，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农业部派人调查纠正这事，但人家虽然承认错了，可补偿的钱“先下手为强”——早分了，“吃进肚里的”最终还是没有吐出来。

　　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并不是没有走上访、维权之路，寻找能发出声音的途径。他们也“依法抗争”，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来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但他们这种抗争大多是徒劳。

　　有评论说，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的“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2004年7月2日《中国青年报》孙兴全语）。这只是“农民集体失语”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农民较量的对手是当地的权力政府，或者是所谓的集体。农民与乡镇干部较量、打官司，拿出的是自己的钱，而乡镇干部不管官司是赢是输都是政府的钱（这钱来自农民纳税和上交的提留）。就象王幸福一样，拿出的是自己儿子打工的两万元血汗钱。两万元钱农民需要种十亩水稻辛苦十年才能挣到。赢了官司败了家，甚至家早已败，官司要赢还是漫漫长夜。一些法院把告官农民拒之门外，有的虽然立案了，但审理过程往往采取“持久战”，甚至有的农民胜诉了，但法院的生效判决却成了一纸空文。应该说，农民不愿看到的是赢了官司败了家，因为这个家是半辈子甚至是几辈人辛苦建造起来的。但是农民要让自己的“声音”得到社会认可，几乎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假设王幸福的调查报告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他家的积蓄全部消耗殆尽，还能象全面我所说的老伯一样，变卖家产继续较量到底吗？说王幸福幸运是当地政府还补偿了他三千元钱，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月薪1200元。但前面说的那位老伯，政府却只是给他发点救济款。当然败了家的老伯比起拥有高中文化的安徽农民丁作明又要幸运得多。当年，丁作明因向上反映问题，被恶霸村官带人活活打死。在利益博弈格局中，农民惨败的结局总是那样叫人心酸和流泪。这就是农民这个利益团体为何“失语”的重要原因。

　　公权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普遍的利益。但有时，公权往往只保护了握有权力的一方。这样的暴力征税行为并非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作为乡政府的上级部门，在王幸福进行调查之前，真的对暴力征税不知情吗？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不是在疏通农民话语权的渠道，而是在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的声音，一些官员为了个人的升迁而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不管农民的疾苦，无视他们的抗争。

　　王幸福的抗争，毕竟为农民的话语权撕开了一个裂口，让农民从中看到了抗争的希望。在打造政治文明的今天，相信农民的话语权将会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暴力征税将远离我们的社会。(稿源：红网)(作者：洪巧俊)(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