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3名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贵州省六枝县登山时发生事故，清华大学学生黄德坠崖身亡。（7月5日《新京报》）此前，北京大学“山鹰社”的5名队员也曾在登山时不幸遇难。作为北大和清华的学子，年轻生命的逝去的确让人扼腕。但在事隔仅仅两年之后，又一次发生同类事故，实在发人深省。于是，公众对“攀登的意义”再次发出追问。

　　在追问声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只是为了乐趣去登山，死得毫无意义”。但在这种声音之外，也有人认为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生的价值体现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人们不再满足于挣钱和养家糊口，而更喜欢追求精神的享受，登山、徒步旅行、探险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追问声中，更有人通过引用已故英国登山家GeogeMallory的话“从这种冒险里我们得到的只是乐趣。归根结底，乐趣是生活的最终。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和挣钱，我们吃饭和挣钱是为了能够享受生活。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来阐述“攀登的意义”。

　　应该说，人们对“攀登的意义”，尤其是对大学生“攀登的意义”的否定，意味着公众对于生命灾难的反思与批判，而肯定的观点则意味着对生命价值的重新理解和定位。这种争论、反思、批判和制衡，已经在无形之中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多元和理性思辩的空间。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国人对于“攀登的意义”的追问，对于逝去的生命的价值的追问，连同这种辩论过程本身，都已经显示了国人对于人的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关注。在这种敬畏和关注中，饱含对人类命运和境遇的体察和同情，深怀着对自己和他人美好生命的期待。

　　通过质疑和争论，将自己的关怀视野放眼于有限的生命个体和无限的生命价值意义上，使公众获得广泛的、社会化的情感共鸣，这对培养公民开阔的胸襟、成熟健康的心态，尤其是对生命价值的主体性认同有着积极意义。这也正是公众追问清华和北大学生“攀登的意义”的现实价值之所在。

　　石敬涛（山东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