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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拒刷信用卡事件背后，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对一个行政垄断市场的对抗，这种对抗的升级呼唤着政府和央行早日退出“刷卡消费”

　　深圳的银商之争进入一个“冷静期”。随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调查小组介入，当地商家暂停了准备于6月28日进行的“罢刷行动”——从今年5月开始，深圳商家不满当地银行单方面制定过高的刷卡手续费，双方进行多次谈判未果。事件于6月愈演愈烈，已波及上海、广州、重庆等地。

　　“据说随着政府的介入，银联方面可能会在刷卡资费上有所让步，但我们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以往的联合罢刷，也不过是为了表达一下郁闷的心情。”深圳商家的行业代表向宾(化名)告诉本刊。

　　这似乎表明，在这场“银商之争”中，商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被动地位。

　　竞争和垄断行业的天然纠纷

　　深圳商家是从1993年安装第一批POS机(电子收款机系统)的。当时还没有银联组织，商家和银行都属于一对一的关系。

　　“由于一家银行用一台POS机，铺设一套系统，所以当时银行向商家收取的刷卡收费率并不低。有的银行收费甚至高达2%～3%。”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部一位职员说。

　　但在向宾看来，那时候商家倒还有选择和谈判的空间——由于各类银行规模不同，坚持的刷卡收费率底线也不同。市场份额高的银行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坚守较高的收费底线。而中小银行却倾向于用低廉的资费换市场，在与商家的谈判中，更容易降低费率。银行也以商家的规模和资质，确定不同费率。

　　2002年，“为了统一各银行的交易平台，节省交易费用”，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纠纷似乎起于200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布了《中国银联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办法》，其中规定：对一般商户，发卡行和银联网络服务费为交易额的0.7%和0.1%；而对超市等特殊商户，发卡行固定收益及银联网络服务费比照一般类型商户减半收取，分别为交易额的0.35%和0.05%.“此后，零售业的刷卡费率被统一提高成了1%。”向宾说。

　　而同时，刷卡销售收入也在整个零售业的销售收入中开始大幅上涨。2003年，全国银行卡受理商户从年初的15万家增加到23万家，通过中国银联转接的银行卡跨行交易笔数为12亿笔，清算金额3805亿元，比上年同比分别增长90.4%和112%。

　　“对于已经完全市场化的零售业来说，每笔交易要扣除1%的成本，已经威胁到行业的生存。”深圳零售业协会会员部的一位负责人说。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为此专门发出的声明中指出：2003年全国连锁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0.92%，其中连锁超市的利润率为0.64%。不到1%的利润率，无法支撑高额的银行卡手续费。

　　而在这场“银商之争”中被指责剥削过于严重的银行业，似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1993年，央行开始推行金卡工程后，各银行纷纷斥巨资打造银行卡的前期业务--发行银行卡，铺设POS机……弥补成本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持卡者交纳的年费，持卡者因过期透支而支付的利息和滞纳金，以及商户使用刷卡系统而缴纳的手续费。

　　在银行卡行业最发达的美国，利息收入占到整个银行卡业务的12.28%。但中国的银行卡业务格局初成，大多数持卡人尚没有透支消费的心理，银行收取的利息和滞纳金极为有限。大量的银行卡对客户是免费提供的，因此银行获得的年费收入很少。前两项收入微薄，商家交纳的手续费，因而成为银行卡收回成本的重点。

　　利润来源单一，使国内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入不敷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列出的一份账单显示：2003年银行卡业务收入为3290万元，扣除人事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呆账、营业税附加税等成本，最终还亏损744万元。

　　因此，单从成本数据上来看，银商双方似乎都有“不可调和”的理由。

　　“银商之争表面上看是两大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实质上是相对充分竞争的零售业向垄断的银行业发出的挑战，是市场化向非市场化的‘叫板’。”中国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黄少明说。

　　央行亲自参与费率分配

　　单从数据上看，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从双方争执的核心——费率入手，或许可以探询银商之争的破解之道。

　　中国银联的监督员何海涛告诉记者，信用卡交易的完整流程涉及四方：收单银行、商户、发卡银行和转结中心(银联组织)。

　　其中，发卡行因为要承担消费者先消费，后再将现款打入的时滞期(信用卡最短为50天)，所以要垫付大量资金；另外还要支付做卡的成本，承担持卡人赖账和破产的风险；所以发卡行在手续费的收取上会享受比较高的比率，一般达总手续费的70%左右。当然，为跨行交易提供网络平台的银联组织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因此商家要被抽取的1%费率中，包括发卡行收益+银联网络服务费+收单服务费。

　　但具体费率的制定，始终有央行的参与。1996年4月1日，由人民银行颁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信用卡交易手续费率不得低于2%。1999年3月1日，《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出台，正式出现了按不同行业区分刷卡手续费的规定，手续费率最低为1%和2%。

　　2002年银联成立，央行对银行业的介入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银联成了连接银行与商家的惟一平台。2004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的《中国银联入网机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益分配办法》开始实施，该办法分行业规定了银行卡商户结算手续费收费标准和分配办法。这成了这次银商之争中，银行和商家谈判的底线。

　　但是，上述资费和分配比率的制定并没有公开透明的程序，甚至相关各方并没有真正形成协商的机制，“中国关于银行卡手续费的制定程序非常模糊，这个过程并不像是一个形成契约的市场过程，而像是一个出台文件的过程。”中国商业协会的一位人士说。据业内人士透露：《分配办法》的资费标准虽然是由央行公布的，但具体方案仍然是由银联提供的。

　　因此，在这场争辩中，银联成为商家主要声讨的对象。

　　2002年3月成立的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5亿元人民币，由80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对银联而言，一方面它隶属于央行，具有监督和平衡国内银行业的功能；另一方面，股份有限公司的身份，又表明了它是一个盈利性机构。

　　虽然在《分配办法》规定的刷卡费比例中，银联收费只占0.1%的比例，但在深圳，深圳银联的下属公司——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有限公司，作为银行方代表与商家签定了格式合同——《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协议书》。这样，银联就封杀了商家和银行进行谈判的渠道。

　　因此在这次抗争中，商家不但提出了具体要求降低的资费率，更提出了要打破银联垄断，引入新的机制。“当市场只能有一个选择的时候，就不可避免有某些嫌疑。应该引入第二个网络公司，让16家银行和商家都有选择。”向宾说。

　　行政垄断的解决难题

　　提到转结中心(银联组织)的垄断，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孤例。以美国VISA和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六大品牌，几乎垄断了全球主要的银行卡市场。其中VISA大约占有全球信用卡60%的市场。

　　“但这些银联组织的垄断是银行间自发形成的，它基于市场需要提供转结服务，越做越大，直到今天成为不可或缺的机构。”万事达中国区市场及业务发展总监陈启彰说。

　　因此，这些组织一旦跟商家有了利益之争，通常会选取谈判或诉讼的方式解决。1996年，沃尔玛、CircuitCity和西尔斯在内的数千家零售商曾以垄断和刷卡费用过高对VISA、万事达卡提起集体诉讼，2003年4月VISA和万事达卡同意向零售商支付总额30亿美元并下调借记卡的有关费用，才使该诉讼达成和解。

　　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诉讼和解阶段，但商家并没有通过拒刷这样两败俱伤的手段解决。“因为毕竟这是市场契约，他们更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陈启彰说。

　　而在我国银联独此一家的地位却是由行政力量促成的。在高层的不断关注和促成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2002年银行卡联网通用工作“314”计划——300个城市银行卡联网通用、100个城市银行卡跨行通用、40个城市推行异地跨行的“银联”标识卡。

　　从银行卡业务的兴起，到银联的成立，始终伴随着行政力量的铁腕推进。6月中旬，在深圳的银行和商家第一轮谈判破裂后，国家发改委和央行又开始联手成立调查小组，介入深圳银商之争。

　　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负责人宣称，《深圳市特约商户类别细分》和《深圳市特约商户受理银行卡奖励办法》两个征求意见稿，最迟会在6月底定稿。下月各银行将执行新的刷卡手续费标准。但这些改变，仍然局限于费率标准的改良，还没有触及这场银商之争的内核，这是深圳商家并不愿看到的结果。

　　“如果形成费率的机制不改变，银联采取的方法可能会是研究再研究，考虑再考虑。而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市场化，有竞争的收费定价体系。”向宾说。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陈晓 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