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财经》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当前各级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干预企业行为、扭曲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在资源、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倘政府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则与政府及其官员合作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避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因官商勾结而扭曲(类似南海“华光案”)，关键还是摆正政府的位置。近期内，政府权力完全退出市场尚难实现，可退而求其次，建立起普适性规则，使民营企业向官方索取资源时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舞台；从长远计，则应不断加强法治建设，藉依法治国之途限制政府权力，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创造必备环境。

　　2　《半月谈》

　　求解信访的制度困境

　　走出信访困境，必须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如果只是着眼于从信访量上如何化解或扼制这股来势汹涌的洪峰，只是自上而下地再三指令或大声呼吁重视和解决信访中的各类矛盾，甚至欲通过立法来强化信访制度的功能，进一步扩大信访处理的范围，那么这套复杂的制度安排仍然会让政府、社会和信访机构以及信访群体在付出极大代价的同时，继续品尝破坏法治所带来的恶果。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理顺各类信访的处理渠道、树立司法的最终裁判权威，应当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

　　3　《经济观察报》

　　中国：以规模影响世界

　　美国在19世纪初开始奠定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的时候，它的增长问题最多也还只涉及一个500万人的规模，而今天中国获得经济起飞时，它的人口几乎是当时美国的260倍。毫无疑问，人口的基数“放大了”所有问题的规模而不是程度。而对于这个资源分配格局已定的世界来说，挑战极限的正是所有中国问题的“规模”。说到底，中国经济增长给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形成挑战的源泉并不在于它的产出的增长速度有多快，而在于它对投入需求(和资源消耗)增长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