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晓东 7月3日，杭州500千伏涌潮变电所投入运行。该变电所的投产，将解决今夏当地电网输电“卡脖子”问题。photobase
对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估计不足，因而电力建设没有跟上，这可能是目前全国大面积电荒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接下来的问题是，因为饱受电荒之苦，于是电力建设就“大干快上”，几年之后，电力如果过剩了怎么办？虽然经济发展有一些不确定性，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但要走出“电荒—过剩—再电荒—再过剩”的怪圈，也许需要从更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上想办法
缺电：只是因为估计不足？除了对需求的“估计不足”，一些人认为，还有一些因素在放大需求间的反差为什么缺电？回答几乎众口一辞：电力建设滞后了。为什么会滞后？回答也基本一致：因为对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估计不足。为什么估计不足？因为当年决策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中国经济尚处于缓慢复苏的阶段。上海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主任靳希这样分析：1998年以后，我国的电力供求达到了一个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当时发出来的电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卖不出去，因此就造成对于电力需求的增长预期偏低，只有5％—5.5％左右。用电的预期低了，电力建设也就相应停滞了。而事实上，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很快，再加上居民空调等家用电器不断普及，造成实际的用电需求远高于原先的预期。于是，在2003年夏出现了缺电。尽管最近的一两年，每年新开工的机组容量在3000万千瓦，但电厂建设毕竟有一个周期，至少需要三年左右时间，因此缓解缺电的矛盾可能要到2006年左右。如果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作用进一步显现，高耗能的产业大幅度压缩，到时可能重新达到一个供需平衡点。除了对需求的“估计不足”，一些人认为，还有一些因素在放大需求间的反差。他们将其归结为“计划电”与“市场煤”的矛盾。靳希分析说，由于煤炭价格逐步放开，价格上涨。而一些电厂由于买高价煤要亏本，就采取了宁可不开机也不买高价煤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在一方面总的装机容量确实不够，但另一方面也有机组闲在那里没事做呢！同时，由于煤炭运输量增加，而现有运力不足，车皮申请成功率不高，这样一来，煤炭就不能及时足量运输到电厂，这也影响到了电力供应。上海市节能协会理事长施明融的指责更为直接：现在有些煤炭供应简直就是“兴风作浪”。他说，这一年多时间，煤炭的价格上涨了100多元吨，数字不大，涨幅却在50％以上。施明融像个目击者一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去年国内煤炭业诸强在长江的轮船上开三天三夜秘密会议商议提价的场景。“为了打破垄断，电力公司实行改革，拆分为11家公司；现在煤炭行业倒好，全都团结到一起了。”施明融认为，原先的煤炭价格确实偏低了一些，但一下子涨这么多，他个人认为有些不妥。造电厂与调结构，谁主谁次？有人说：衣服变小了，总不能说这是孩子的罪过，总不能让孩子再缩回去吧！有更多的专家认为，长三角地区还是要发展高附加值和高科技的产业。完全靠耗能过日子肯定是不行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也说到了三个“估计不足”：一是对经济回升的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想到这两年经济增长这么快；二是对这几年产业结构的变化估计不足，尤其是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如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三是对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的程度估计不足，原来一家一台空调，现在一个房间要一台空调。尽管这么说，但王一鸣认为“估计不足”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说，电力建设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使用的即时性，不能储存；二是建设需要有一个周期，需要三年左右时间，因此决策需要有一定超前性。“说当时对经济回升预期不足，现在看来确实是预期不足，但当时谁可以这么精确地预计到呢？2001年、2002年的时候，经济形势其实还比较低迷，当时不就有好多电厂建好了，电却卖不出去？比如四川的二滩水电站，日子就很难过。一个电厂要建三年，三年后的情况谁能说得很准确呢？万一建了很多电厂，电太过富余了，怎么办？不就造成大量资金的沉淀了吗？”如果说经济发展的走向有时候确实有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的话，那么产业的调整和布局也同样难以预测和控制吗？
“关键的问题，不是试图用调整产业结构的办法来适应电力供应，而是要不断加快电力建设，用足够的电力供应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适应产业变‘重’的趋势。”一位北京的宏观经济研究专家对记者说。他认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从目前情况看，只会更“重”，不会更“轻”。很明显，重工业的耗能比轻工业要多得多。复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缺电就一定是产业结构出了问题吗？我不这么看。总不能让企业、让老百姓不要用电吧？这就好比孩子长大了，衣服变小了，总不能说这是孩子的罪过，总不能让孩子再缩回去吧！还是要给孩子做大衣服。也就是说，不能让经济结构来适应电，而是要让电来适应经济结构。”他认为，长三角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这些产业有市场，能赚更多的钱，能安排更多的就业。“如果说为了省电，我们就不要这些了，大家都来发展高科技。可是，高科技到国际上一定有竞争力吗？那么多的人不是要失业了吗？经济在发展，要用更多的电；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要用更多的电。你不能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不能让他们不用空调，还是摇摇蒲扇好了。”他认为，现在如果政府硬要去把这种产业结构扭过来的话，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不太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要改变缺电的现状，固然要加快电力建设，但另一方面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长三角地区还是要发展高附加值和高科技的产业。完全靠耗能过日子肯定是不行的。他以浙江为例：浙江不产煤，也没有油田，有人说，只要我们的产业可以赚钱，没有煤、没有油，可以靠外面调，还可以进口。他不认同这种观点。虽然说产业是市场选择的，但要考虑到我们的资源总量，还要考虑到环境容量。比如，现在很多地方下酸雨，就是因为大量的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使然。上海大学教授言茂松更认为，解决电荒问题，首先是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其次才是看这几年电力装机容量的增长情况。他的观点是，这几年电力负荷的增加，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比如高能耗工业的过快增长，就是不合理的部分，应当有所遏制。从全国来看，尤其是长三角地区，高耗能工业过快增长，而实际上用电的效率又很低，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节能空间是相当大的。该担心什么：电荒还是过剩“电荒缓解之日，就是电力过剩之时！”有学者质疑目前的电力管理体制，认为必须形成更多的市场投资主体，才能风险共担尽管对缓解电荒的治本之策有不同的理解，但近一两年来电力建设已经如火如荼大张旗鼓地在加快。大部分人乐观地估计，到2005年电力供应将有改善。到2006年、2007年，缺电的状况就可以基本缓解。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这样估计：随着新建电厂项目的相继投产，估计到2006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将得到根本好转。他透露的情况是：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停止新建电厂的审批工作。1998年，电厂开工建设1021万千瓦，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开工600万千瓦左右。到2001年，全国电厂开工建设已达2100多万千瓦。从2002年6月到今年3月，全国已有20多个月装机容量增长超过15％，今年1至2月同比再增长22％。目前，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达3.85亿千瓦，在建电力项目1.3亿千瓦。此外，已批过项目建议书的8000多万千瓦，批过可行性报告的1000多万千瓦。与“电力建设不足论”不太一致的是，眼下确实有一些人开始有了一些别的想法。“我担心的，不是眼下的电荒，而是2007年以后的情况。”有专家说。施明融就估计说，2007年是一个转折，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效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目前在建的电厂陆续形成生产能力。2007年以后电力可能会出现富余。他对眼下“千军万马上电厂”的状况表示担忧，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比较盲目，“到时候日子会很不好过”。因此，他觉得，电力建设也应当及时列入宏观调控的范围。他直言，一些地方鼓励企业上柴油发电，甚至还有补贴，“虽是权宜的无奈之举，但对环境有较大污染，对资源是极大浪费，我表示反对”。杭州商学院副教授倪树高认为，解决电荒，根本之策在于加快电力发展，但同时要与电力管理体制创新结合起来。“现在还是没有充分的竞争，因此，也很少有谁去冷静思考未来几年用电需求的走向。”而在言茂松看来，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电力管理体制，那么，“缺电———过剩———再缺电———再过剩”简直是一种必然。体制的问题在哪里？他认为，现在的电力建设，因袭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审批制度，尤其是30万—60万千瓦的主力机组。事实上，1998年到2002年，东部地区大电厂的建设基本上停止了审批，这在客观上加剧了本轮电荒。为什么停止审批？1985年允许“集资办电”以后，电力建设迅猛增长，到1998年出现了过剩的迹象，很多电卖不出去。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了紧缩电力投资的政策。其实，这种高度集中的审批制度导致的结果，是所有的风险由政府承担。过去的发电厂，是国家一手扶持起来的，资产上百亿元，基本没有原始积累的过程，因此他们的风险意识淡薄，几乎没有“预研”就上电厂，甚至把很多储备项目都用光了。“这种体制不改革，电荒缓解之日，就是电力过剩之时！”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言茂松认为，可以让政府与市场成员共担风险，政府主要是宏观调控，不要再去审批电价、电量、项目等，让市场成员考虑投资与回报，现在民间资本很多，却不知道往哪里投，电力建设又进不去。“电力建设有三到五年滞后效应，三五年后是什么情况，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电力投资是风险很大的产业。但那些国有大电厂好像看不到什么风险，这样，怪圈怎么打破？”他说，应当让发电厂商到市场上去竞争，形成各自的电价、电量和市场空间，这样，巨大的投资风险就可以由众多的市场成员共同承担，政府的担子也就大大减轻了。“有人以为，把国电公司分拆一下就是打破垄断了，就可以完事儿了，这是狭隘的理解，关键是有关的政府部门要真正转变职能。”他特别提到，很多地方的小电厂建设“遍地开花”，甚至没有审批就上马了，而30万—60万千瓦的主力机组因为须在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反而很难上去。“有人统计，去年新批的3000万千瓦装机容量，23％是违规项目，后来才被‘追认’为合理。”靳希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以前所做的电厂与电网分开，只是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应当是输电与配电分开，第三步是让大的用户选择供电公司，到第四步就是连老百姓也可以选择供电公司了。而华东电力设计院总工程师陈仁杰还有另一种担忧：缺煤。他说现在煤价上涨，有人说是因为煤供不应求了。实际上还没到这种程度。真正缺煤是到2005年、2006年，因为那时侯大电厂纷纷投产了。从这个角度说，目前的电厂建设该好好反思了，“不能让这种投资势头蔓延下去了”。长三角会不会发生大停电大停电一般都发生在负荷比较紧张的时候，但长三角地区出现像去年“8·14”美加大停电的可能性不大针对一些人对“长三角会不会大停电”的疑虑，行家们的看法大多很乐观。有人认为，目前这种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可以降低发生大停电的可能性。“长三角地区出现像去年‘8·14’美加大停电的可能性不大”，靳希说，因为我们国家的电是统一调度的，应急措施也是通盘考虑的。“当然这不影响电力投资向民间开放。”施明融也觉得，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发生大停电事故的可能性要比国外小，因为我们的电网长期以来是统一管理的，不同于国外联合供电的模式。而且最近几年，国家加大城网、农网改造的力度，包括网架的改造，这些都是确保供电安全的重要措施。
“但是，你要我简单地回答会不会发生大停电，我没法回答。”施明融说。就长三角而言，在供电安全方面也有不利因素，比如葛洲坝和三峡等地方送过来的电，都是大功率、远距离。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发生大停电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他介绍说，国外的几次大停电，都是由偶然事故引起的。美加大停电一开始其实是一个电厂停机，天又热，负荷又高，电压就降低了，发电机组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停地跳，电就倒送过来，造成电线电流增加，发热直至烧断，最终演变为大的停电事故。“任何事故都有一个起始点，而这个起始点谁都可能碰到，”他同时指出，大停电一般都发生在负荷比较紧张的时候。对于长三角这样必须从区外受电的地区，施明融还琢磨出一个“安全比例”：13至14的外来电，23至34的本地发电，这样一个比例就基本可以电力保证。华东电网有限公司调度通信中心副主任张磊扬了扬手中的一份文件说：“我们电力部门的调度措施，都是采用发令的形式，从上而下，一共五级，一贯到底。”他说，虽然还不能打包票说长三角一定不会发生大停电，但如果排除不可抗拒力的因素，只要能够想到的故障，一般都有对策。他介绍，去年美加大停电发生后，他们那一阵是每天加班开会分析，拿出了几可等身的分析报告和安全运行措施，“目前这些措施基本都落到了实处”。张磊每天上班，几乎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商场门窗大开，冷气呼呼往外吹，很多路人聚在门口凉快。这个时候，他会感到一阵心痛。“为什么这样浪费呢？”他有点弄不明白。而相比较而言，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浪费，在张磊看来，那简直是一种“战略性的浪费”。他介绍，每天用电的负荷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达到早高峰，其后会缓慢下降，下午较平，到晚上6点左右又开始爬坡，但晚上10点前后达到最高，然后又开始下降，在半夜进入轻负荷时段。“而事实上，就因为应对那几个小时的高峰，不得不大量建设电厂，这不是极大的浪费吗？”浪费还体现在机组的损耗上。比如晚间负荷较低，就得让机组发电能力降下来，这对机组损伤很大。就好比一辆汽车，在时速80至100公里时油耗也低，磨损也小，要是硬让它跑20公里小时，油耗也高了，磨损也大了。那么，有没有不浪费的办法呢？张磊向记者仔细介绍了“需求侧管理”的做法。这是电力行业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果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错峰、避峰、限电、拉电”。他设想，要是用电负荷能够“拉平”的话，那是比较理想的，不仅能够减少大量的资源浪费，对未来电力需求的预测也很好做了。“负荷拉拉平”，话是这么说，做起来很难。因为这意味着一天24小时中，社会的运行状态大体相同，有的人早上上班，有的人晚上上班。“这样付出的社会成本就大了。”施明融认为，不说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会受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安排也乱套了。“早上明明要买菜、送小孩上学的，却昏昏欲睡，怎么办？”他认为，一方面要发展电力，另一方面要提倡节约。去年11月起，施明融等人花了5个月时间做了一份关于上海如何应对电力短缺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10项措施，目前基本都被有关方面采纳了。”施明融感到很欣慰。与张磊一样，他反复强调节电的重要性。“比如，上海的电力缺口是400万千瓦，而空调的负荷800万千瓦。把空调的负荷降下来，缺电就可以有很大缓解。”专家同时指出在长三角地区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朱家良认为，必须调整电力结构，提高核电比重。因为国家煤炭资源很难有大的增加，长三角地区水电开发程度也比较高，“可以发电的地方基本都开发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也认为，再上核电，“这个决心非下不可”。
《华东新闻》 (2004年07月07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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