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的公众最担心食品安全问题（7月5日《中国青年报》）———这个比例在素有“民以食为天”传统的中国，是非常令人恐怖的。

　　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会在一片“严厉查处”声中变得日趋严峻，从毒酒、毒大米、毒火腿，蔓延到毒茶叶、毒韭菜、毒火锅……几乎到了“无下箸处”的程度呢？原因很多，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目前在中国制售假、劣、毒食品的成本过低，法律规定只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缺乏单独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目前，中国的民事损害赔偿理念，还停留在让加害方负补偿性的赔偿责任的阶段。也就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仍是按照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来计算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并不能真正补偿受害方的全部损失，因为受害方为了追索损失而进行诉讼，所耗费的时间、金钱、精力等就无法获得赔偿，而一旦败诉，所受损失更大。更为严重的是，在不法厂商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这种赔偿对他们的不法行为不仅不能形成有效遏制，反而可能使他们产生“既然付出了赔偿，因此就有权利生产有害食品”的恶劣想法。

　　与着重于补偿受害方利益的补偿性赔偿不同，惩罚性赔偿重在惩罚加害方的过错行为，以制止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不法厂商凭借自身信息、技术、资源的优势，恣意侵害社会公众的利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只有一个：加害行为具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英美法系国家的观点认为，只要存在“欺诈、恶意、压制或者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所以我们才会颇为惊讶地看到一些快餐食品仅仅因为所含热量过高，容易导致肥胖，就被判付出天文数字的赔偿金———这里依据的标准就是“轻率的”。

　　目前，我国仅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只适用于欺诈行为，而且额度被锁定在“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费用一倍的赔偿”上。这条规定局限性很大，因为欺诈固然是恶意的最主要的情形，但并不是惟一的。而锁定赔偿额度更是大大限制了它的威慑力，比如这次“劣质奶粉”事件，假如援引这一条款处罚厂商，那就不仅不是惩罚，简直变成鼓励了。

　　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提醒我们建立单独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刻不容缓。只有有效地适用惩罚性赔偿，使仅仅是轻率地纵容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就面临倾家荡产的威胁，才能够有效提高食品企业以及经营者的注意义务，鼓励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加速优胜劣汰，净化食品市场环境。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国外开放食品市场，如果我们没有惩罚性赔偿制度，那么中国普通消费者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就会完全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绝对弱势地位，中国就会成为垃圾食品的倾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