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的真正结束距现在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年来，非典两个字总是时常让我心中泛起种种复杂的感情：有时激动，有时害怕，有时自豪，有时是对工作中一些不够完美的细节抱以遗憾……但我从未有过丝毫悔意。作为一名党报记者，非典报道一直被我视作珍贵的经历。

　　2003年4月22日，阜阳第一例非典患者刚刚进入阜阳二院接受治疗，我就产生一个想法：穿上隔离服进入那个白色的恐怖地带，告诉读者那里正发生着什么。经过多次申请，我获得批准。

　　即将穿上隔离服的一刹那，我感到很悲壮，我不知谁能在此时此刻不产生死亡的联想。但这一切随着进入工作状态而很快消逝。走进病区，空旷的院子里，新竖起的铁栅栏把医院分为工作区、清洁区、半隔离区和隔离区，没有人在外走动，偶尔可见“全副武装”的消毒人员低着头在给院子里每个角落消毒。经过一个下午采访，我写下《主动请缨战非典》和《难忘的八日八夜》两篇稿件，全面反映非典患者的救治情况和医护人员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我认为这是我迄今写得最流畅、最动情，也是最满意的新闻作品，它们在当地产生强烈反响。

　　采访完病区，当很多人躲在家里或办公室里尽量避免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我背上采访包和相机又开始了新的采访。我选择到疫情最紧张的颍上和阜南，因为那里是民工返乡的集中地。一开始，村民们因惧怕而对我比较冷漠，但我用自己的真诚感动了乡亲们，他们后来就与我聊天，聊心里想法，聊政府采取的措施，聊抗非的建议……我将在疫区的见闻和感受写成新闻。这些文字出现在报纸上以后，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当地参与防非的工作人员脸上的温情和谢意，他们告诉我，那里的群众说“这个记者不错”。听到这话，我真的感到很满足。

　　非典已经过去，但回忆从未停止。最好的新闻在现场，越是危险越是如此。本报记者安耀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