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平

　　学术界关于中国诗歌自觉时代的认识往往裹挟在“魏晋文学自觉”的成说之中。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尚欠圆通。应该说，早在先秦，中国诗歌便已实现伟大自觉，而《诗经》就是其主要标志。一、华夏古歌之集成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发展形态，进入文明社会后，没有走上主客二分、工具理性独尊的道路，故诗性意绪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就使中国古人对诗特别敏感，并较早地触摸到了诗的本质。诗情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这也是诗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最早成熟的根本原因。

　　商周两代构建成熟的汉字体系，是诗自觉的扎实根基。汉字的源头可追溯到6000年前，至商周甲骨文，汉字体系宣告构建完成。文字出现结束了口耳相传的谣歌阶段，升华诗性，拓展思维，敞显诗国繁荣一片新天。汉字具有象形摹声，意绪互渗的功能，“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中国诗歌形成重视意象意境，追求平仄对仗、炼字锻句的民族特色，皆受惠于汉字的特质。《诗经》是第一次文字形式的诗歌结集，完成了由谣到诗的历史转折。

　　上古部落歌唱不绝的口传诗作，是诗自觉的前期积淀。文字产生前口传诗作通常称为歌谣，作为诗的原生态，既是人类对宇宙生命本真的体悟方式，也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尤其可视作一方姹紫嫣红的始在家园。从《弹歌》、《击壤》到《蜡辞》、《南风》，虽因其邈远而真伪难辨，但上古各部落有大量歌谣广泛流传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古歌的宇宙观念，生命意识，为后世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而讲究节奏韵律、整齐复沓的形式，又促进了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文体的成熟。《诗经》正是原始诗歌经过漫长历史积淀的产物，是对古歌继承基础上的新变。二、古代诗艺之典范

　　《诗经》之前的原始歌大都与先民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活动有关。商周迭代带来了从神本到人本的文化大裂变，促使诗歌从原生态向文学态转型，逐步摆脱鬼神的桎梏，关注现实社会，关注人的感受，关注人的命运。《诗经》中许多诗歌的作者抒发处在社会大裂变时期痛苦惶惑的心理感受，对曾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神提出怀疑和质问，与后来屈原《天问》如出一辙。《诗经》开拓了一条由宗教信仰转变为人文理性的思考方向，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诗歌总体上是一种关注现世的诗歌，中国诗歌精神是一种人本精神。这一特质正是由《诗经》确立的。《诗经》作者开始认识到诗的文学特质，这是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同步的文学觉醒，既是诗性转型的标志，也是诗歌自觉的重要表现。

　　《诗经》遗存浓郁的远古风俗，传译鲜活的当世现实。就时间而论，纵深远不止现今一般教科书所说的五百余年。《诗经》飘溢着地域特征迥异的国风土调，交响出王朝泱泱气象的王畿雅音，就空间而论，范围超越了原始歌谣的部落局限。《诗经》既有政治精英踌躇满志的激情迸发，又有仕途倦客的愁思怨叹，中国诗歌第一次真切细腻地披露士大夫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诗经》既有歌者对外在世界的敏锐反应，又有诗人对自我内心的透彻审视。听当朝权贵的权力话语，饮食男女的欢歌悲吟；阅人情百态，世事炎凉。中国诗歌第一次独立的登台亮相就以其卓越表现力赢得满堂彩。自此，诗人以抒情为主，骚客推风雅当家。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赏，庙堂肃穆古乐与桑野荡情新声同奏，正是《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的这一特性。

　　从作品的角度看，《诗经》已是技艺精湛的诗歌艺术。被称为中国诗歌“正体”的四言体式，由《诗经》定型，《诗经》成为后世四言诗的范本。与音乐结合的重章叠句的格式，在《诗经》中已臻妙境，并直接影响后世的乐府、曲辞。《诗经》风雅颂的体例，赋比兴的手法，叙事、抒情、描写结合的构思，丰富的作辞技巧，为中国诗歌艺术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至于《生民》写史实，《伐檀》诉怨愤，《节南山》讽时政，《关睢》、《蒹葭》述爱情，《小戎》、《东山》状战争，《七月》叙农事，《氓》哀弃妇，皆揭示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学永恒的主题，其思想之深刻，艺术之成熟，堪称经典。三、中国诗论之肇始

　　我国诗论的两大支柱——言志说、缘情说，皆自《诗经》发端。朱自清《诗言志辨》统计《诗经》有12处较明确提及作诗目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葛屦》）、“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墓门》）云云，皆说明作诗目的是言志。人们常引用《尚书·尧典》“诗言志”作为我国诗论开山的纲领。但其成书当在《诗经》之后。《左传》、《庄子》、《荀子》等著作中善于诗言志的论述，也应该说是对《诗经》的一种解读。

　　《诗经》中也可听到缘情说的先声。《四牡》“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已表达了作诗抒情的观点。由于儒家诗学强调言志，故《诗经》作诗抒情的观念隐而不彰。而后屈原《离骚》的发愤抒情、陆机《文赋》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皆与《诗经》一脉相承。

　　《诗经》的诗歌观念直接影响了先秦儒家诗论。孔子诗学的基本内容大都与《诗经》有关。不论是《论语》所记载的“不学诗无以言”、兴观群怨、“思无邪”，还是楚简《诗论》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都可说明孔子是在学习、研究、整理《诗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没有《诗经》，也就没有孔子诗论。甚至可以说，没有《诗经》，也就没有中国古代诗论。

　　总之，《诗经》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诗歌的性质、基本形态、诗歌观念和发展方向，甚至成为中国诗歌艺术不可逾越的高峰。《诗经》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我们指出这一点，既是对诗歌史的重新标定，也是对中国诗歌深层研究的自我鞭策。（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