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一个新型社会出现了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矛盾虽多，但社会基本稳定

　　本报讯昨天上午，“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专家报告会”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演讲在中山图书馆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作题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的专题演讲。昨天的演讲从上午9时开始，两小时的演讲结束后孙立平教授回答了听众踊跃的提问。

　　昨日天气炎热，但听演讲的市民仍然非常热情，早早便到场等候。记者在现场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有很多是已经退休的老人和放暑假的大学生，还有很多听众专程请假来听演讲。一些听众从7月2日的第一场坚持听到昨天最后一场，还意犹未尽地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打听第二阶段的演讲开始的时间。

　　一位黎先生更向主办方建议，将这样的论坛办成永不落幕的论坛，每隔一段时间邀请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到广东演讲，为广东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为广大市民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

　　据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李明华介绍，第二阶段的演讲从7月28日开始，将有4－5名知名学者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演讲，欢迎听众到时再来领票听讲。

　　孙立平简介

　　孙立平，1955年5月出生，辽宁绥中人。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开始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2002年，在有关研讨会上宣读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长篇研究报告。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

　　演讲摘录

　　一个新型社会出现了

　　上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时代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出现了并开始定型化。特别要强调的是：

　　第一，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和80年代的重大差异。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的趋势，展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逻辑，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不曾有过的，90年代和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

　　第二，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我们怎么看待？这不是一个过渡中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转型的现象，这样一个和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开始定型化，开始成为一个稳定性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80年代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一年时间没见面，你都要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以前可能是工人、干部，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老板了。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最近这几年，这个现象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已经越来越少了。这说明，这样的结构已经在开始固化下来、定型化下来。

　　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造成的，当时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的状况就会发生好转。但是，2000年就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好转。到了2002年、2003年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时候，这个经济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相当一部分的人没有办法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新的逻辑在生成，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是和80年代非常不同的一个新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到了。

　　新型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社会当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在90年代分割的

　　在新社会形成的背景当中，我特别强调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耐用消费品和消费生活必需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做菜，你盐、菜下锅了，没有酱油就不好吃，这时候，你用不着太多的思考，有那钱就去买。如果你要买一个房子的话，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买房子，可能有一系列的选择，是买别墅呢？还是买公寓？是全额付款还是按揭呢？选择怎么做就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你有特定的制度背景。比如说，按揭你一个月交多少钱必须依靠制度才能决定，这要看你的收入水平，但是这个预期仅仅靠你自己是不行的，你得考虑就业环境是怎样，你得根据市场的状况去判断。耐用消费品的市场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社会和市场结构的调整。

　　第二个因素是90年代和80年代的不同背景。第一点，住房、用工、社会保障的改革、医疗改革等等，都是在90年代发生的，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什么好改改什么，什么不好改放一放。所以把这些改革都放到了90年代，社会当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在这个时候分割的。人们和最重要资源的关系是在这个时候改变的。第二点，80年代的改革涉及到格局的调整，80年代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到了90年代调整出来的格局开始定型化为一种社会结构。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更深入地加入全球化的趋势。

　　新型社会有哪些变化

　　90年代，普遍的不平衡感转变成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

　　第一，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大家想一想，80年代的社会特点是什么？普遍的不平衡感。90年代，普遍的不平衡感转变成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到了90年代资源要么有就都有，没有就几乎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就产生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

　　第二，随着资源配置体制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变化。属于世界上最不平等的1／3的国家中最低。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能够保证经济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政治上稳定，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第三，这种社会结构正在出现定型化的趋势。变动肯定在发生，但是社会本身开始固化下来了。这表明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但是现在阶层和阶层之间出现定型化趋势。

　　社会矛盾很多，但是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很大，包括上层的节能、底层的细划，包括政府掌握的资源，都使这个社会出现一个非常稳定状态。我个人有一个判断，虽然社会矛盾很多，但是社会基本稳定。矛盾更多的是用治安的方式来化解，所以，社会会稳定，治安会恶化，我非常不同意用社会危机来吓唬人。

　　听众提问

　　听众：您刚才讲到我们的未来是“社会稳定、治安混乱”，但治安混乱聚集到一定程度是不是会导致不稳定？我觉得您的判断还是太大胆、乐观了。

　　孙立平：我个人判断社会治安恶化导致的社会动乱不会发生。为什么？这个社会还有弹性。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三年时间就缓过来了。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我们这个社会最终也没有崩溃。这个社会的稳定性首先建立在三七开、二八开的城乡二元结构上；政府调用资源的能力，应付一时的危机，为解决危机调动资源一点问题都没有。

　　听众：请问有了阶层还有没有阶级？

　　孙立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阶级和阶层本身就很难划分。这是一个学术的问题。简单说，我个人看法是“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从下层看，一些内在意识可能会有，但真正形成阶级不太可能。

　　听众：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讲真话的越来越少，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怎么认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定型趋势？

　　孙立平：上世纪90年代前，精英联盟几乎没有。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首先结盟，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加入进去。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它的特征是分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利益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利益化。

　　听众：很多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并没有把他们纳入城市中，而他们又不想回到农村，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会不会成为不稳定因素？您认为什么措施能解决这个问题？

　　孙立平：中国将来的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消化这一部分人，而且现在每年以1200万人数在增加。重要的问题是必须面对两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北京农民工平均的工资是499，中国这个劳动力市场非常怪，农民工工资20年不变，而且不分南北。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工不可能真正进入城市。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城市政府的一些做法很不利于吸纳农民工。农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实际上需要走几十级台阶，他一开始能在什么地方落脚？最多的就是棚户区，而现在的城市正在消灭这样的地方。

　　意见反馈

　　张先生(事业单位从业者)：报告从整体上看很精彩，但是前面的讲述感觉上没有回答问题的时候精彩。我想是因为前面他讲了很多概念性的东西，搭了一个框架，而具体的问题阐述很少。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思维上有一个大背景，而又不用局限于大的框架，感觉很好。

　　刘先生(退休干部)：今天的演讲很精彩，很多观点都比较新鲜，很大胆，但是也有的部分有意识地弱化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讲得很透彻。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李雅琼　实习生王吉陆

　　图：

　　昨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中山图书馆作题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的专题演讲。

　　本报记者刘可　实习生王鹏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