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1月8日，也就是咸丰三年的十二月初十，在福建福州侯官县南台阳歧乡的严氏家族里，一个男孩子诞生了，父亲为他取名为“复”；及长，又取字几道，一字又（幼）陵。

　　严复自7岁开始上学，11岁起拜本省宿儒黄宗彝为师。不幸的是，严复14岁那年父亲去世，家中断绝了经济来源，只好由母亲陈氏支持门户。这时严复再也无力从师，母子二人只好茕茕相对，在织机前燃灯课读。恰在这时，船政大臣沈宝桢（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在附近的马江创办海军船政学堂，严复前往应试，试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当时严复刚刚丧父，内心沉痛之至，见此题目，遂振笔疾书，成数百言以进。沈宝桢读后大加赞赏，名列第一，翌年入堂肄业。卒业大考时，严复名列第一。

　　1871年19岁的严复先生被派赴“建威”、“扬武”等船，游历南洋及北方各海口。当时“扬武”舰的舰长为英国海军中校德勒塞，聘期三年，与严复相处甚洽。及至期满回国，德氏曾满怀深情地对严复说：“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共勉之。”严复听后非常感动。1874年严复奉调至北洋，前往英国接运守口炮船驶至大沽。翌年，严复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

　　严复留学期间，正值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一沟一塍一廛一市，莫不极治缮葺完”；“反观吾国，虽通衢大邑，广殿高衙，莫不呈丛脞抛荒之实象”。当时的英国和法国是西方先进思想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欧美各国为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所震撼，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辈出，诸如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尔、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成了严复的崇拜对象，促使他在业余兼习了哲学、政治、经济、社会诸学，思想大开。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也是一个思想十分开通的人，严、郭二人虽然年龄相差很远，但旨趣相投，经常在一起论析中西政制、学术的不同，往往彻夜不休，并由此结成了忘年之交。1879年严复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到母亲福建马尾船政堂任教。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经人推荐，严复来到天津，担任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

　　那时的严复意气风发，出于爱国之心，“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可是当时官场与社会的专制积习非常浓厚。尽管严复是位饱学之士，但李鸿章始终未把他放在眼里；听到风言风语，便开始对严复不满，而且不让严复在学堂里参与机要，仅只“奉职而已”。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当时虽是强邻环伺，国事日非，但当轴者仍以箝口铩羽为能事，不准人们任意对朝政发表议论。严复在中西两种制度巨大位差的刺激下，经常痛心地对人说，如果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中国的领土与藩属将被吞灭殆尽，那时候就会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侵略者牵着鼻子走了。这些话说的本是实情，可是传到李鸿章的耳朵里，却认为是过激之言。一天，严复向李鸿章面陈西国政教的优长，说中国要想富强，非用西法不可。李鸿章一边抽水烟，一边听，认为这不过是书生放言高论，漫无顾忌。遂反驳说：“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你们留过洋的自然是一通百通，可是对中国的事情还不大通！”于是顺手拿起点水烟的火纸捻问道：“这在西洋叫什么？”严复一时不知所措。李鸿章见状哈哈大笑，说：“可不是，我说你们留洋的就不懂中国的一套！”

　　及至1884年甲申中法战争爆发，清王朝昧于当时的形势，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却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朝野大哗，李鸿章也因此受到舆论攻击。可是李鸿章非但不自责，反而怀疑严复参与其事。严复得知后，愤而以读书自遣。后来北洋海军规模扩大，李鸿章不得不起用严复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但对严复仍耿耿于怀，严复亦因学不见用，开始殚心译述事业。1891年郭嵩焘病逝，严复失去良师挚友，内心十分悲痛，遂作联挽之：“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蒙童，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君。”这里严复自比晋杜预，枉受羊怙之举，而郭氏则如楚之先贤屈原，竟因头脑清醒、卓识远见而遭举世谣诼。表面上说的是郭氏，而寄托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严复自称“卅年老天津”，他在自己61岁生日时写的另一首诗中又说：“鼹饮津沽水，燕居二十年”；“裘成千腋集，书及万言陈”。这就是说，严复通过自己半生的坎坷，深知在举朝的浑浑噩噩之中，自己的政治抱负是行不通了，“水中盐味饮方知，此境能参近有谁”？他只能通过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找出一条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道路来。然而严复并未因此而衔恨李鸿章。1901年李鸿章去世，严复挽李说：“使生平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世论又当何如。”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还算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