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我国也不例外。手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对权力的滥用，业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甚至在为制约权力而产生的监督部门，异化的权力同样滋生着损害公共利益以肥私的腐败，原常德市纪委书记彭晋镛就是典型的一例。7月6日，异地受审的彭晋镛被岳阳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近日因权力腐败而被曝光的，还有畏罪自杀被“双开”的江西原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涉嫌受贿300万、生活腐化的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本报7月7日A5版）

　　显然，他们之所以能够腐败，其重要前提或“资本”就是他们手握重权。从本质上而言，权力没有善恶之分。作为一项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没有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权或政治权力，任何人拥有的任何权力都是公众赋予的。可悲的是，当权力的掌握一旦形成了制度进而发生扭曲时，权力与权力或金钱或关系的交换，也就渐渐成了“气候”。异化的公共权力，不仅导致行政道德失范，让政府蒙受深重的“信任危机”，还侵蚀着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公正秩序。

　　在规避为保障制度和程序的公正，即权力的正当使用而设计的规则方面，贪官们的“聪明才智”可谓无穷无尽。而正处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中国，有效监督的缺位、制度设计的滞后，无疑留下了权力“寻租”、“设租”的极大空间。说白一点，彭晋镛们只要有“贼心贼胆”，权力的作用自会让他们“如愿以偿”。譬如彭晋镛任纪委书记期间，利用职权“干预”案件的处理，提拔干部收受“贡金”，借机为人索工程捞取“佣金”，胆大妄为侵吞公款……一位知情人士一语道破“天机”：对彭不是监督不力，而是失去监督！

　　事实上，对权力的监督，对“一把手”的监督，在中国从来都是“忌讳”的，而且也缺乏刚性监督的社会环境。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如果他的某个亲戚当了大官，他就对其拥有的权力充满了“神往”，往往不自觉地炫耀其亲戚权力的“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而他所持的“标准”，恰恰就是权力的无须被规则所控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彭晋镛一案给我们的启示，似乎太多太多。

　　严惩不贷无疑是重要的，让腐败行为充满“高风险”、“低回报”，但仅有此是不够的，必须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及由此产生的滥用权力的机会，并创造一个让腐败无处立足的可持续性的道德环境与公共监督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