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规定，轻伤犯罪案件在侦查、审查过程中，只要符合下列条件，可以撤案、不诉：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书面协议；当事人双方和解，被害人书面要求或者同意不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本人确有悔罪表现，社会危险性已经消除，不需要判处刑罚。（据《今日早报》）

　　据报道，之所以出台这一意见，是因为“因小事引起的轻伤案件占案件总量的比例相当高”，“这些事情不大，却要耗费不少警力和诉讼资源。”而且，许多当事人往往是逞一时之勇伤害他人，赔礼道歉、支付医药费等形式可以化解矛盾，但想“私了”却慑于法律的严肃性必须按司法程序执行，使当事人双方陷入尴尬境地。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出台这样的《意见》，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又可以让当事人减轻负担，岂不是皆大欢喜？然而，我却没有这样的乐观。任何一个制度的出台，都会是利弊共生的，关键是看两者的比较收益。就这一《意见》来讲，利自然是报道里所讲到的，其弊端同样不可忽视，我更倾向于认为弊大于利。

　　首先，司法机关以节省司法资源的理由来为自身“减负”，客观上有推卸责任之嫌。司法机关的设立，本身就是基于案件的存在，当然也包括各类“事情不大”的轻伤案件，正如工厂的存在是为了生产。产品需求大工厂供应不上，工厂不能抱怨市场需求，只能设法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对司法机关而言是同样的道理，那就是小案件让人头疼的根源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司法效率的低下，甚至包括因错判误判导致的无休止的上诉申诉。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不是将案件交给当事人自己，而是提高办案效率。

　　其次，轻伤案可私了有可能消解法律的惩罚作用。即使没有《意见》，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现象：一方有钱，打了无钱的一方，有钱的一方就可以宣称，赔你些钱就是了，上法院去告，可能得到的更少。除了少数人坚持让法做主，多数人面对这样的场面拿些钱就私了啦，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些老板对员工的伤害。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都没有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无信仰则无法律”。《意见》的出台，等于是将这样的民间处理法定化了，则法律会渐行渐远。

　　再次，很可能出现司法人员对“私了”的刻意追求。毫无疑问，私了可以减少时间，对办案者来讲是有利的，那么，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他们就有动力鼓励当事人私了，比如通过曲解法律的形式诱导当事人，甚至可能充当双方讨价还价的中间人。这样，提高了案件的处结率，却可能影响了当事人对法律的正确认识。

　　最后，更为要命的一点是：私了很可能为重新诉讼留下隐患。私了对双方当事人来讲，很难当成一个法律的结果，那么，很可能在执行中重新出现纠纷。为了寻求救济，当事人很可能再度起诉，这时再私了是不可能了，则“终点又回到起点”，节省司法资源的结果，却是造成了浪费。(稿源：红网)(作者：王希忠)(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