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方政府关系过于和睦或不睦，都不利于企业壮大，家电业尤其如此

　　60岁，一条硬杠，正在向中国家电业大哥大倪润峰划去。

　　是死扛？还是蔫退？如果是退，这将是倪润峰在经历第二次短暂复出后，第二次退引。当然，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退引了；当然，如果有企业愿意聘倪润峰做CEO则另当别论。

　　标准的四川性情汉子，特殊的军工企业出身，浓重的民族情怀，加上独行侠式的行事方式，使倪润峰成了中国家电业最具个人魅力也最饱经争议的大哥级人物。当然，也可以说，如果不是集合了如此多的特性，四川长虹很难在残酷流血的一轮轮家电业洗牌中生存下来并始终位居于一线品牌之列。

　　不过，剩下来的长虹在新一轮竞争中已经越来越吃力。在企业转制上几乎是原地踏步，无法与昔日的小兄弟TCL比；在品牌打造上，也远不及海尔；在主业精专上，落后于格兰仕；在主业转型上，没有春兰动作快。可以说，今时今日的长虹，除了彩电品牌还有号召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何以至此？企业强人与地方政府角力使然。

　　倪润峰的孤傲性格，既是1995年长虹扛民族大旗，做中国家电老大甚至世界500强的内在动力，也是长虹祭起价格利器向同行下杀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延伸，此举虽为长虹赢来消费者的满堂喝彩，但也令同行厌恶甚至大打出手；更为严重的，倪润峰低估甚至无视地方政府，有时竟然利用国家计委、信产部等中央部门要挟地方政府，大有脱离或凌驾地方政府之上的势头。这样的行事风格，一时或偶尔尚易获得谅解，坚持则肯定会酿祸。众多家电厂商孤立长虹，2000年6月绵阳市政府逼宫倪润峰，都不是无理取闹，确实有迫不得已之处。

　　中国家电业的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与地方政府关系异常密切。究其原因，盖因家电说穿了权重过轻，只关系民生而与国计则轻得不能再轻，于是，其真正管理权，多在地方。此外，家电业虽不像钢铁、石化等重磅企业劳动力密度大，解决就业多，但也相当可以。是以地方政府重视辖区家电企业，既顺理，亦成章，有多少在证券市场上连垃圾都不如的企业，硬是在地方保护伞下呼风唤雨？多少名噪一时的家电英雄，被斩于不听地方政府调遣的马下？

　　李东生，张瑞敏，因为与地方政府关系处理适度，从而成为中国家电业的两个模范生。李东生不是中国家电业市场化的第一代企业家，但如果不是他精心维护惠州市的地方关系，很难想象TCL在地方官场获得那么好的声誉，更无法在广东省一级获得呵护权，并进而得到改制权、整体上市权。论孤傲，在笔者看来，张瑞敏比倪润峰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张瑞敏没有把他的这一性格特点淋漓发挥，至少在与青岛市地方政府关系上没有发挥他的这个特点。即使后来做了候补中委，张瑞敏更多的还是集中精力打造国际化的海尔品牌，海尔也因此得到地方政府的倾力支持。

　　如果说当年褚时健促使各界对59岁现象的关注，那么，倪润峰的这一次退休，更多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在新形势下处理好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共容、共荣关系。这些，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无法逾越的题目。

　　刘亚洲（作者为《财经文摘》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