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经济学家要不要有“公共良心”(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9日03:30 人民网

　　编辑：庄红韬

　　经济学家，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是学问渊博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事研究，得出的经济理论指导实践，服务社会。虽然其所从事的职业同金钱、财富紧密相连，但是，知识分子的光环却很少让人把经济学家本人同钞票建立太多联系，至少从前好象是这样的。独董辞职激起波澜：经济学家有没有公共良心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新疆屯河公司独立董事魏杰2004年6月11日在给董事长及董事会致函中称：“因为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基于这种情况，我自今日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并自即日起不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另据新京报报道：上交所6月24日正式宣布，对未按规定在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中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新疆屯河（600737）及有关责任人进行公开谴责。上证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疆屯河未及时披露事项涉及金额总计9.5亿元，占公司200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85%。新疆屯河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证所据此对新疆屯河及有关责任人进行公开谴责。而谴责对象包括了独立董事魏杰、罗云波、郭春亮、牛新华等人。

　　作为受到谴责的独立董事之一，魏杰表示，独立董事只是一种社会兼职，只能在董事会里行使自身的表决权，而并不能随时审查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详尽的运营状况，对于公司董事会的隐匿不报的行为，独立董事均感无奈。其次，在抵押资产未提交董事会讨论而独立董事被蒙蔽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又要受到来自交易所及公众的谴责或指责，又让独立董事本身感到“无助”。

　　这起独董辞职事件以及其后的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对魏杰的辞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这样发问：“他在这个公司已经做了差不多3年独立董事，为什么在公司要倒台的时候才选择离去？”这位学者称魏杰为“开溜董事”。经济学家杨帆则在媒体上公开指责：“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新京报》刊登黄湘源的文章认为，“上市公司不出事，独董不吱声，一出事就辞职，一跑了之。这种不担风险，临阵脱逃的独董，要他何用？”“问题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东窗事发之后，首要的责任是反思自己的责任，并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而不是所谓的自我保护。否则，同逃兵何异？”更有舆论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借用身份和名望，以发表文章和谈话的方式影响公共决策或股市预期，为背后的利益集团谋利。一时间关于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的讨论非常热烈。

　　7月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右上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舆论倾向认为，只要哪个经济学家担任了企业的独立董事，就是勾结资本家。”吴说：“经济学界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是谁的问题就应该针对谁，为什么要指责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呢？”“应该将个别人的所作所为与经济学家这个整体区分开来。”吴敬琏表示，媒体应该去调查那些出了问题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履责情况，而不应将棒子打在所有经济学家的屁股上。同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对记者说，“经济学家必须坚持自己的公共良心。”作为国务院智囊机构的领衔人之一，陈清泰兼具官员和经济学家双重身份。他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但前提是，这个看法必须忠于他的内心和真实看法。“如果为了某集团的利益而盗用经济学家的身份和声望，说违心话，将对广大公众和决策者产生误导。这些经济学家为自己获取利益，往往会以损害部分公众的利益为代价”。（《中国青年报》）

　　利益驱动决定立场观点？“公共良心”的拷问

　　经济学家在社会中能严格恪守价值中立，不被任何外在的利益所诱惑———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但这也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经济学家无法摆脱对私利的追求，因而他们的观点不可能“公正、客观、超脱”。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右图：魏杰）

　　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成长及WTO时间表的推进，各种财政及公共政策的制订将层出不穷。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家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是，这些学界领袖人物的言行，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做出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应该看到并警惕的是，当一些影响政府决策的、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纷纷成为体制外的“幕僚”、“高级顾问”、“独立董事”，拿着企业或者什么基金的钱的时候，其理论和言论，在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当下，都会使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从中获取重大的利益。

　　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匠弗里德曼说过，“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观点”。这句话切中肯綮。但是经济学家作为公共人物，必须在经济决策的发言中保持中正公允的立场，才不至于成为某一集团利益的代言人，才不至于在股市之争中，无视主张规范交易秩序的意见，呼吁“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股市”。

　　经济学家作为中国的精英阶层，要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必须也应该把屁股坐端正了，不能被利益诱惑。这是体制内经济学家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体制外经济学家，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提供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们要对屁股坐在某一利益集团一边的经济学家保持警觉。

　　寄居红尘难自洁：靠什么保障经济学家的良心

　　有关良心的话题其实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备受困扰的选择。据称，最早探讨“经济学家良心”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的左大培，早在1995年他就发表过文章，标题就是《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1995年经济学家们的腐败显然和独董没有关系。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之所以对经济学家们的良心如此敏感，是因为“中国经济学误导管理层的事真是太多了（应健中语）”，不是一次二次，也不是十次八次，而是“太多”，更有人直指，沪深股市现在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学家对管理层指鹿为马造成的，在他们眼中，不但全流通是利好，中小企业板也是利好，这不是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又是什么？

　　经济学家，尤其是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对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言人，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但却是我们刻意回避的问题。正是这种回避让我们以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概念去对照处在财富中心的经济学家的人格和品德，产生出经济学家们有没有良心的质疑。

　　良心每个人都有，不会因为做了经济学家良心就丧失了，但是让猪油蒙心的时候还是越少越好。（《中华工商时报》水皮杂谈）

　　所谓公共良心，其实就是诚信。而诚信应该说整个证券市场和中国浮躁的转轨经济中最需要的两个字。诚信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要有制度保障。要让失信的成本很高，那就是法制化的进步！

　　网友王毅：当经济学家为自己特殊头衔所限，不能根据自己的真实判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是不得不违心发表有利于自己任职公司的观点时，这难道不构成了对“公共良心”的违背？他们发表的观点，难道没有起到误导社会与公众的作用？

　　当经济学家违背了自己的“公共良心”对经济现象进行评判时，这样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某些大公司的雇佣与帮凶。这些人虽然不占据经济学家群体的大多数，但由于其所处的精英位置，因而带来的危害却依然很大。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他们极有可能放弃自己的操守，而与上市公司沆瀣一气，因此受到损害的，自然是那些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下方的中小股民。

　　国防大学的卢周来先生认为，真正应该警惕的是：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舆论还没有发展到区分开“私话”与“公话”的地步；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都还以“天下之公器”自视；更要命的是，他们的面目还是“政府经济学家”。这才是问题真正严重性所在。

　　他的建议是，政府必须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体制内经济学家，就是政府经济学家；而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主要指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主要供职于经济咨询机构、大企业发展研究部门或者顾问部门以及高校的经济学家。他解释说，尽管两类经济学家都仍有自己的私利，并且会以私利影响公共决策，但前者是以纳税人的钱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公共利益服务，可以用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标准来约束他们。所以，必须杜绝他们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出现利益上的瓜葛。对于体制外经济学家，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提供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对于他们的约束，就是必须杜绝他们所制造的舆论直接进入公共决策过程。声明：人民网“特别策划”稿件，未经特许，任何网站（含已经获得常规新闻转载授权的网站）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