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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亿元避税额与新自由主义陷阱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9日03:39 中国青年报

  看到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后,我这个一直以来对全球化抱有好感的人有种上错船站错队的感觉,心中对那些全球化意识形态下种种冠冕堂皇的召唤充满了疑惑:全球化到底是谁的全球化,是我们的吗?其实类似的质疑一直充斥于报端,只不过由于缺乏鲜活事实的支撑而常常流于民族主义的义愤,这组新鲜出炉的数据夯实了这个质疑。

  数据是商务部最近两天公布的:今年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2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合同外资金额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中国成了外资的一片热土———然而在这些闪光的数字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

  一方面外企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不断涌入,难道外资真有飞蛾扑火的国际主义大无畏献身精神?税务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外资企业亏损是假,避税是真。外资企业在中国避税的一个主力依靠就是从中国挖走的反避税人才。外资企业一年流失税收300亿元人民币——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官员推算出的结果。

  原来如此!真相让人大跌眼镜。挖走宗主国的反避税人才替自己避税,300亿元的避税额,这一切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全球化是一个大大的陷阱。

  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的战略武器,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弃干预,那由谁来主宰呢?想起一位反全球化专家痛心疾首的提醒: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迫使各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的权力,听任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听任某个大国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以该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用心良苦又昭然若揭。

  新自由主义为何要声嘶力竭地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干预,显然这种声音是为跨国公司意识形态服务的。跨国公司是一些大国疆域的延伸,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生产的70%直接投资,“当地政府放弃或减少干预”为他们的减税和避税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先来看看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折腾吧。在英国,福特汽车公司曾威胁英国政府如果不提供国家资助或减税,就把新款美洲豹车生产厂以及1000个工作岗位迁到美国去;宝马汽车公司在1993年净赚了15亿美金,但它声称,该年利润的95%是在德国境外获得的,与之相对的是,从1988年到1992年,宝马给联邦德国交的税从5.45亿马克减少到0.31亿马克。

  在国内尚如此,插上了翅膀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在减税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他们首先利用资本优势逼迫地方政府减税,再利用地方政府“害怕资本飞走”的心理而公然避税。

  比如说在我国很多地区,地方政府是不敢大张旗鼓地反避税的,因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招商引资重于税收流失,外企越多政绩越大。而税务部门的反避税会搞得外企人心惶惶,这样会破坏投资的软环境。很多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则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这种心理,甚至到政府告税务部门的状,有的甚至扬言如果不停止对自身的避税调查,就要到其他地区投资。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作出让步,税务部门对此有时也是无能为力———“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的假象就是这样靠避税造出来的,300亿元的避税额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外资真有许多地方政府想象中的那么甜美,那么不可触犯,那么值得纵容吗?

  一项数据显示,2003年,外资企业的进口为231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6.2%,当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为1629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以及外资企业的顺差表明,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优势,对中国市场具有相当的控制力。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罗森通过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深入分析发现:2002年,在中国3250亿美元的出口中,只有680亿美元被官方统计部门列为“高技术”产品,进一步研究则发现,这些产品也并不真正属于“高科技”之列,大多是零部件或低利润的家电产品,这说明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本土产业正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各地在国内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仍竞相“招商引资”,这无疑将强化外资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压缩国内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这是新自由主义给中国经济设下的一个巨大陷阱,300亿元的避税额只是这个大陷阱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新自由主义及其资本无坚不摧的吞噬力下早已失去了足够的自卫能力,技术没“换”到什么,“换”来的是贪婪无比但仍被无数国人视为“救世主”的外资。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陷阱,面对全球化越烧越旺的大火,在“政府减少或放弃干预经济”鼓噪之下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能任火蔓延。有一种火叫反火,是为控制森林火灾蔓延而点燃的隔离性火障,在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的气焰之下,应该到了政府在某些方面加强干预而设置“反火”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中国应当认真借鉴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经验,在面对汹涌澎湃的外资时强化政府干预对外资的警惕和对国内资本的保护性发掘。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外资在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带来市场活力的“鲶鱼”,而是想吃掉民族工业市场“小鱼”的“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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