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学术剽窃的报道，讲的是《中国悬棺葬》作者陈明芳的一场痛苦官司，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从没有涉足过悬棺葬研究的人”，“在转瞬之间就偷走了我20多年历经风雨艰辛的科研成果”。那个人，是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据陈明芳粗算，其人所著的14万字的《魂归峭壁》，涉嫌抄袭《中国悬棺葬》的部分达7万多字，甚至一些笔误、标点符号的错误也照抄不误。

　　学术剽窃，这几年已渐渐地不成新闻了；能成为新闻的，只是如陈明芳的痛苦官司一般，如此白纸黑字根本无法抵赖的剽窃，至今却没有公正的判决结果。

　　翻开历史，却原来剽窃也不陌生。唐朝就有著名的宋之问剽窃案。宋之问是初唐很有名的诗人，“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跟那个博士生导师是“考古学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才，川内无人能比”一样。他的诗以属对精密、音韵谐调的特色而与沈佺期齐名，号称“沈宋体”，代表着律诗成熟的开始。宋之问剽窃的是今人熟知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剽窃谁的呢？他的外甥刘希夷的。检索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这一首《有所思》就放在宋之问的名下，但同时标注“一作刘希夷诗，题为代悲白头翁”。《大唐新语》载，刘希夷先写的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谁复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此句。既而又叹曰：“此句复似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然“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如果说这里还只是怀疑，那么，《刘宾客嘉话录》则予以坐实，说刘希夷得出此句之后，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这就是唐代发生的因剽窃而导致的谋诗害命案。

　　《邵氏闻见后录》有一则云，刘中原父“每戏曰”：欧阳修于韩愈的文章，“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其实，欧阳修非常崇拜韩愈，对韩文到了“皆成诵”的地步，刘中原父称之“韩文究”。欧阳修《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韩愈《送僧澄观》有“我欲收敛加冠巾”，如此等等，就是“公取”了。那么，刘中原父委实是在开玩笑，那个“戏”字也已道得明白。

　　但欧阳修的文章被他人公然剽窃却是事实。事见魏泰的《东轩笔录》。那是欧阳修刚到滑州(今河南滑县)上任，宋子京对他说：“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修“遂授以近著十篇”。过了一个多月，子京又来说：“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修笑而不答。未几，大家都在说那个大官极其赞赏丘良孙的文章，欧阳修乃“使人访之”，看看那大官究竟是怎样的欣赏水平，不料却发现他赞赏的，正是他的那十篇文章，“良孙盗己文以为贽”！欧阳修当然知道这大官是谁，但他“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后来，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又得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因为他有剽窃的前科，欧阳修“心颇疑之”，等到看到他所献的文字，果然又是剽窃的，那篇文章“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看起来，这个丘良孙堪称当时的“剽窃大盗”了。可惜的是，欧阳修又一次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当他到宋仁宗身边当官的时候，与仁宗谈起丘良孙的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官”，欧阳修说：“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这一笑，又让剽窃者阴谋得逞。

　　丘良孙是何方神圣？可惜史无其传，他用剽窃来的文章作敲门砖，想来至少是附庸风雅之士。宋朝的学者有“三多”说，即看读多、持论多和著述多。孙莘老曾就此请教欧阳修，修曰：“此无他，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书出，必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见之。”孙莘老把这话当成了名言，“书于座右”。《四友斋丛说》载，欧阳修晚年审定自己生平所做的文章，“用思甚苦”，夫人止之曰：“何苦自如此，当畏先生嗔耶？”欧阳修笑着说：“不畏先生嗔，却畏后生笑。”欧阳修所戳中的未尝不是今日一些学者的要害。

　　明朝学者宋濂说过：“古人为学，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无愧而已。”从学术剽窃的各种事实看，当代不少学者所欠缺的，正在“俯仰无愧”这一点上，他们的所谓“学”，纯粹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装饰出的一种门面。燕郊　文　赵晓苏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