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中国的官员问责，出现了又一波高潮。先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紧接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两人均因身负专责却应对SARS不力，先后宣布辞职。与此同时，内地一家知名周报刊发了一组题为《问责一年，“下课”官员今安在》的专题报道，试图表现在此前“问责风暴”中先后落马的卫生部前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前市长孟学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前总经理马富才、湖南嘉禾县县委书记周余武等9名官员的现状，也令社会对于这一话题勾起了旧情绪，又增添了新问题。

　　由于这些被问责下台的9名官员中，目前已有3人另赴新职——而且级别与其前职相当，因而有人尖锐地质疑：这些下台官员何以能够如此这般地东山再起？又由于在回访案例的过程中，又总能听到种种对于当事人表示“可惜”、“受累”的声音，于是另一方面，在经历了乍逢“问责风暴”之时的亢奋后，社会似乎又开始有了要理性思考问责制的意思。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有相对成熟得多的理念与操作手法。对于第一个疑问，丘吉尔的沉浮是一个可以有说服力的例子：一战期间，身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因为决策失误而被迫引咎辞职，但众所周知，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终结，作为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他成为了国家英雄与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因此，下台的官员可以东山再起，因为问责的目的在于责罚相对，惩前毖后，而不是要令某人身败名裂。但这样东山再起的官员也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当初的下台，只是因为出于集体责任不可落空的政治规则，并非因为有直接的严重失职渎职情节而须负法律责任。因此在实际的相关操作中，责任事故的前后原委，就大有进行细节性调查、还原与公示的必要，民众从中获知信息，形成判断，整体社会的理解力自然就有保证。

　　对于后一种情绪来说，就更需要有释疑解惑的公共通道。这一点在因SARS疫情而被问责的官员案例中更显必要。因为对于孟学农的瞒报疫情，有人为之辩解：“开始出现问题的医院基本不是北京市的医院，这些医院听你的吗？连信息都不给北京市报。”而对于李立明的去职，也有人鸣不平：专业上的技术事故怎能等同于领导责任？显见，在这些案例中，主要的疑问并非在于官员身为决策者与管理者是否该负道德担当与宏观责任，而是颇想就事故过程中官员到底有没有直接具体的失职渎职探个究竟。当然，后者的答案怎样，其实并不能影响前一种类型的责任承担，但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官员问责的功德不在于打击个人，而在于总结教训、亡羊补牢，那么，在每一次官员问责的同时或者之后，由专门的调查组对相关事故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尽可能详尽的调查，并形成细节报告公之于众，则不仅令政府与民众能够确凿地判断：孟学农的瞒报究竟跟部分医院的建制有多大关系，李立明作为疾控中心的主任又何以无法控制技术事故的发生以及后果的扩大；更关键的，这些疑点的调查与解决，才契合官员问责的本意。不独SARS疫情，井喷事件、毒奶粉悲剧、拆迁惨祸，都概莫能外。

　　两相对比便能发现，我们在事后问责官员方面声势浩大、进步显著，但在还原事故公示调查结果方面则作为不彰。一个最有必要提醒的例子，便是去年席卷全国的SARS疫情，究竟是如何而起，又如何失控，内地依然缺少一次全面详尽的调查。而相比之下，香港特区的调查机构，独立地运作，传讯质询包括特首在内的每一个相关人员，至今已有三份关于SARS疫情的调查报告出台，每一个细节与疑点，都可以在其中寻到解答。西方的经验与现实的逻辑都表明，官员问责的政治惯例，正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高度独立、透明的政治操作来支持。在这样的机制之下，民众能得以达成大致稳定的理解，可以进行理性有序的参与，中国的问责官员浪潮，方能跳出上问下责的传统模式，而获得维护政治信用的真正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