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莲花中学初一学生最近向深圳市长写信，建议“治理深圳环境污染，必须重视垃圾分类”。这是继该市南山实验学校、前海小学学生之后第三批给市长写信的学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正确引导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让他们明白社会是法治而非人治的道理，而不应当宣传、鼓励学生给市长写信(《北京青年报》7月8日)。

　　在我看来，异议者多虑了。未成年人本性纯良，他们给市长、省长以至给中央领导写信，无论事先是否受到了家长和学校的鼓励，或者受到了媒体和社会的暗示(以孩子的身份给高层写信，容易得到关注)，最根本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在于体验一种表达意见的过程，接受一种参与社会的训练。

　　孩子给高层写信，会不会使他们产生“市长比市场管用”、“人治比法治管用”的错觉，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我看未必。孩子给高层写信本身没有过错，要避免他们受到上述错觉的影响，需要包括市长在内的所有成年人做出艰苦努力，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的实际成果，告诉孩子市长和市场分工不同，市长不一定比市场更管用，以及法治终将取代人治的道理。

　　未成年人给市长写信，与成年人给市长写信，其行为本身并无根本不同，都是行使公民表达权和建议权的一种正当形式。成年人致信高层也有引起轰动的，但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物以稀为贵。有的孩子给高层写信，由于事件特殊，可能会被媒体报道，但更关键的还要看收信人的态度。笔者以为，高层应当认真对待孩子的来信，珍视孩子的信任，有时也不妨亲自回信。孩子的心是敏感的，当看到自己或其他同龄人给高层致信并非总能收到奇效时，对于公民表达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他们就会逐渐建立起一些珍贵的感性认识。

　　在法治日臻完善的国家，高层给未成年人写回信是司空见惯的。十多年前，河南登封市农村有个小学生郜建红，他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发生战乱，深感痛心和忧虑，便提笔给一些外国领导人写信，“让他们都来劝告打仗的国家坐下来和平谈判”。新加坡、比利时、瑞典等13个国家的元首先后给她回信，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称她是“和平的小使者”，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赞扬她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不会不知道，一名中国小学生发出的信件，不可能为世界和平“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但他们没有漠视她、怠慢她，而是由衷地赞许她的责任意识，鼓励她的参与热情。试想想，如果我们就此担心她会因此产生“外国领导人比中国领导人管用”的错觉，感情是不是有点儿太脆弱了？

　　(来源：新京报，作者：北京编辑 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