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日本广岛高等法院7月9日作出判决，责令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其在二战期间强掳的中国劳工和已故劳工家属代表作出赔偿，赔偿金额为5名原告每人550万日元（约合5万美元）。

　　5名原告　每人获赔550万日元

　　这一判决推翻了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之前作出的一审判决，这也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在类似案件中判决中国劳工胜诉，预计将会对未来类似的诉讼案件产生影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广岛高等法院审判长铃木敏之下达了判决书，满足了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出的索赔请求。铃木敏之宣读判决书时说：“强掳劳工是严重侵犯人权，西松公司强迫他们在危险工作环境中从事超长时间的劳动。”

　　判决下达后，宋继尧等原告起立欢呼：“胜利了！胜利了！”中国劳工索赔的支持者也跑到法庭外，亮出了“胜诉”字样的标语。

　　被告西松建设　曾强掳360名中国劳工

　　这5名中国劳工1944年7月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在西松建设公司电站建设工地上工作达1年多，直到日军投降。这期间他们经常要忍饥挨饿，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从事繁重而危险的体力劳动，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也得不到医疗帮助。

　　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以及其侵略战争的其他受害国和地区强掳了数万名劳工，他们大多被送往煤矿和码头充当苦力。其中，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了360名中国劳工，他们中20多人在疾病或事故中死亡。

　　广岛高等法院　打破时效壁垒影响深远

　　在日本围绕强掳中国劳工的诉讼中，这是继5月福冈高院二审推翻一审结果，反判原告败诉以来第二起上诉到高院的案件。西松建设公司辩护律师依旧援引“时效壁垒”进行辩护，认为此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但铃木敏之说：“援引时效法案侵犯了（工人）的权利……严重违反法律公正原则。”

　　亚洲国家劳工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索赔要求，日本政府坚称已经在战后条约中算清了账。虽然最近一些日本法院认定日本政府和公司强掳中国劳工非法，但又往往以超过依法索赔期限为由驳回原告请求。此间有媒体评论说，此案时效壁垒乃是诉讼胜败关键，因此这次打破时效壁垒可能会对类似诉讼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法院对受害中国劳工索赔案作出的部分判决

　　2000年11月29日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判，以耿谆等11名被日本侵略者绑架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为原告和以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为被告的花冈事件诉讼历经十余年达成和解。花冈事件受害者每人获赔5亿日元；

　　2001年7月12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曾经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充当苦役的中国人刘连仁支付2000万日元赔偿金；

　　2002年4月26日　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判处日本三井矿山公司向当年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的15名中国劳工赔偿1.65亿日元，但没有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

　　2002年7月9日　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索赔权利已经“过期”为名，拒绝了5名在二战中饱受奴役的中国劳工的索赔请求；

　　2003年3月11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赔偿请求权已失效为由，驳回了二战期间遭日军绑架充当劳工的42名中国人以日本政府和三菱物资、日本能源等10家企业为被告的诉讼；

　　2004年3月23日　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以国家豁免和赔偿请求权已失效为由驳回中国北海道劳工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一些日本企业提出的8.6亿日元赔偿请求；

　　2004年3月26日　日本新泻地方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运公司应当向11名在二战期间被绑架到日本做苦役的中国劳工支付总额为8800万日元（约合83.03万美元）的赔偿。这是日本法院首次判处政府和企业同时向被绑架中国劳工进行赔偿；

　　2004年5月24日　日本福冈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消福冈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定起诉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公司的15名中国劳工败诉。（新华社）

　　中国劳工诉西松建设案

　　过程

　　一波三折　一审被驳回

　　据新华社电　中国劳工及已故劳工家属共5人代表被西松建设公司强掳的360名中国劳工于1998年1月向广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建设公司向每名原告赔偿550万日元（约合5万美元）。

　　广岛地方法院2002年7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中国劳工事实存在，但日本法律规定此类索赔案件的诉讼期限一般为20年，而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中国劳工一事发生在50多年前，已经超过有效诉讼期限，故驳回原告赔偿请求。原告随后决定向广岛高等法院上诉。

　　5名中国劳工中，杨熙恩1945年8月美国向长岛投掷原子弹时死亡，由他的儿子杨世斗代表。吕学文经历了广岛原子弹袭击，去年8月以82岁高龄因病去世，由他的家属代表。曲福先也已去世，由其弟曲训先代表。幸存劳工包括邵义诚和宋继尧。

　　背景

　　绑架中国劳工　日政府撑腰

　　据新华社电　据报道，日本企业绑架中国劳工是根据日本政府授意采取的行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日本男性投入战场，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会议通过的《有关将华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内地事宜》称：“鉴于内地（日本国内）劳动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部门劳动力显著不足，将华人劳工转移到内地以便使其协助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执行细则，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员计划》中为3万名，从此开始实施大量抓捕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

　　从1944年8月起至1945年5月止，共有161批、共41762名中国人被绑架到日本。途中因死亡、逃跑等而减员2823人，实际赴日者为38939人。至日本投降时，中国劳工已死亡5999人，实际死亡率达15％以上。（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