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行乞，是从违反常规的漫长过程中逐步成为常规的。所以，近些年来在社会乞讨人员中，就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同在的情况。当然，乞讨的富人大多并非与生俱富，而是通过乞讨走上致富路。于是，现今的乞讨大军规模大大超过了上世纪最贫困的那三年。又于是，一些难有作为的经济学家，便向那些难有作为的地方官灌输自己的一大发现——乞讨经济学。再于是，乞讨经济学就被一些地方官所生发，形成了向上伸手的习惯。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3年，陕西省有关部门根据全省各县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对各县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总量和人均指标的量化分析和综合测评，评出全省经济发展实力较强的前20个县，神木、蒲城、户县、靖边、城固依次分列前5位。而在这前5位中，蒲城、靖边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神木、城固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经济强县为何戴着“贫困帽子”？据写这篇报道的好事记者分析，在陕西，扶贫工作重点县每年能够享受到100万元到300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1994年至2001年7年间，陕西省累计投入扶贫资金89．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扶贫资金31．4亿元，省级财政扶贫资金2．1亿元，信贷扶贫资金50亿元，世界银行贷款6亿元。这些资金的投入，无疑给“重点县”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没有哪个县愿意将获得补贴和优惠政策的机会让给别人，即使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强县”，西北大学一位研究县域经济的学者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以蒲城县为例，当地领导、群众就该不该脱帽形成两种意见，偏重不脱的人更多一些。他们认为不脱帽可以吸引更多的扶贫资金，继续享受优惠的税费政策。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观点在其他县也有相当的支持度。陕西省扶贫办一位同志的话验证了上述说法：以前每次遇到确定“贫困县”名单时，他们就头疼，各县争抢很激烈，没有一个县愿意“落榜”。

　　其实，如此现象已并非陕西的专利。

　　自从国家实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一些贫困地区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项目扶持，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陕西四县，包括扶贫举措在内的一些综合原因，其脱贫甚至致富的典型并不在少数。但是，十多年来，却少有摘掉贫困帽子者。这当然有国家给予的三年防止反贫政策在起作用，但更多者却与陕西四县一样，通过种种渠道，使经济强县的牌子与贫困帽子同时拿着。有的地方的农民年均纯收入早已突破了国家规定的贫困线很多，却仍见其堂而皇之地戴着贫困帽子。究其原因，不外乎地方利益使然。这种作法，在相当程度上分散了国家的有限扶贫财力，使那些仍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地方得不到有效的扶持。

　　现在，这种富者“行乞”的作法已经波及到了更大的领域。比如，上报天灾，把灾情损失报大；上报事故，则把损失报小。总结成绩时，各项经济指标都能达到；上报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时，则又报大。上报治安形势时，发案数一般报小，而破案率则自然会报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报小，能邀功的则报大；对自己无利的报小，能见名见利的则报大。在这些地方，早有人编就顺口溜：“向上伸手，不算丢丑，谁能得到，名利都有”。就如陕西的四县一样，一边夺了经济强县的先进牌子，一边又戴上了国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真正的“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名利双收。

　　笔者想，国家如果订出一个硬政策，即规定凡五至十年仍摘不掉贫困帽子的地方，其党政一把手则不能升迁的话，我敢保准，贫困帽子定会是谁也不愿戴的。(稿源：红网)(作者：李成贵)(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