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这个字，从口，本来是表意的，本义是口腔，有发声和进食两种功能。但是中国人好像更重视吃的功能，不说话无所谓，不吃饭，就活不成。早在甲骨文就有“口井”，计口分田,井田制，到了《说文》中就干脆把发声排除了：“口,人所以言食也”。实际上在许多圣贤典籍中，口就等于是人了，《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于是就有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词语创造：人口。人就是口，口就是人。好像人只剩下了一张嘴，除了嘴巴什么都没有了，连脐下三寸都成了空白。

　　从“人口”这样意味深长的构词法,顺理成章，就产生了“户口”这样的词语。这就是说，吃饱肚子，不仅仅是单个人的头等大事，而且对于构成家庭，巩固人伦、社会秩序也是根本大计。中国人向来是讲究含蓄的，在这里却并不羞羞答答，对于胃肠功能急迫感应丝毫不加遮掩。连夫妻两个都叫做“两口子”，中国人把什么事情都和吃联系在一起。一般草民，问他什么职业，回答说：吃××饭的。好像除了吃饭什么也不干似的。旧时上海一些流氓，坦然宣言自己是“吃白相饭的”。“白相”，是上海话，就是无所事事，整日游逛，当然是没正经的意思，但是一和“吃饭”联系起来，就有正经职业的意味了。西方留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中文，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用大碗吃饭，叫做“吃大碗”，到食堂吃饭，叫做“吃食堂”。他们的想像力不行，无法解释食堂被数千乃至上万大学生咬噬多年，仍然傲然挺立。他们更不能理解的是：家住农村，青山绿水之妙不在养眼，空气新鲜之优越，不在养肺，而是有利于口腹之欲：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思想起来，吃水的样子还马马虎虎可以想像，吃山的姿态，恐怕连恐龙都不可思议。

　　中国人对于吃的豪情，是有漫长的文化历史的。《三国》、《水浒》、《西游》中的英雄对女性不是没有兴趣，就是有些仇恨的。不管什么盖世英豪，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但是但凡犯了一个色字，就一世英名丧尽。故关公、武松、孙悟空乃至诸葛亮、吴用对异性一概没有什么感觉，不管是什么档次的英雄，一旦沾上了女色，就显得十分可笑可悲。猪八戒一见女性就流口水，吴承恩，也是利用一切机会，让他出洋相，这还不算，还给了他一副猪脸，让他应了一句俗语，叫做丑人多作怪。但是，中国古典传奇中的英雄主义在色方面受到压抑，往往就向吃喝方面发泄。武松景阳冈打虎，英名盖世。为了表现他超人的神勇，先让他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外加几斤牛肉。武松醉打蒋门神，不吃不喝不见英雄本色，吃喝而不醉，更不能现出武艺高强。关公斩华雄，如果没有那杯砍了人头还没有凉的酒，肯定是大煞风景。

　　有多大的食量和酒量，就有多大的英雄气概。二者的正比关系，是经文学经典一再不嫌重复地加以证明的。

　　这在西方人看来，还真有点隔膜。他们中世纪的英雄，主要是骑士，其英雄气概和把生命献给美女的自觉程度成正比的。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味吃，而忽略了美女，是野蛮的。他们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做饭上。正是因为这样，快餐、汉堡包，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地吃，才充分表现他们的个性。而在中国人，尤其是圣人之徒看来，这么简单草率，简直是荒唐。孔夫子云：“肉不正，不食。”所以中国的厨师，讲究“刀工”，显示其富有文化底蕴。

　　把吃看得很庄严，这是中国文化的光辉传统。

　　虽然中国文化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但是，对于饮食的考究，南方人却是青出于蓝。广州人在爱情上，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表现出骑士精神，但是，全中国都知道，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这实在令北方人肃然起敬。可惜的是，吃到果子狸，吃出非典，弄得北京、上海、福州、杭州、南京人，公共汽车上人烟稀少，而广州大马路上依然是熙熙攘攘，一个个面不改色，心率正常；其慷慨的程度，不亚于水泊梁山上聚义厅去赴宴。比起广州人来，福州人胆子小一点，但是，一生花在做吃上的时间，消耗掉的生命，可能是北方人的好几倍。福州人和广州人一样讲究美食，美在吃出花样来，以至于食本身倒无所谓。要义在超越是口腹之欲，才升华为一种美学。

　　虽然英国人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nostalgia,翻译过来叫做怀乡病，但是，他们没有明确说，他怀念家乡的什么，可是我们中国人，就很坦诚，怀乡就怀念家乡风味的食物。当然，生活在天堂里的苏州人，正如孔夫子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再加上名称用吴侬软语那么一叫，正如霓裳羽衣曲一样令人飘飘欲仙。中国人的乡土观念特别重，别以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感情，这里边包含着口腹之欲。吃的最大特点是怀旧，鲁迅从东洋归来以后，又到北京，吃了多少山珍海味，居然，在《故乡》中坦然宣言他儿童时代吃的罗汉豆最好吃，郭沫若从日本岗山医学院毕业，来到上海，成了大诗人，居然最令他念念不忘的是四川凉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