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6年，张伯苓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那时，张学良还是个风流倜傥的少年，对人生道路和国家前途正在苦苦求索之中。张伯苓在演讲中强调，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愤图强，誓力救国”。张学良听了演讲，“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1930年，已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南开大学视察，再次提起当年张伯苓的演讲，他对南开师生说：“予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1928年，张伯苓为警醒国民，揭露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并派该会负责人专程面见张学良，聘请他为该会名誉董事。张学良欣然接受，并捐助500银元，作为该会研究经费。同年12月，张学良在沈阳会见即将赴欧美考察教育的张伯苓，对其“以半百之身远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发展”，“殊堪钦佩”，当即向南开大学捐款20万元，作为学校发展基金。

　　张学良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对校务实行改革，特别倚重张伯苓，聘请他为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任命南开学友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张伯苓多次赴沈阳，为东大的改革和建设出谋划策，并派南开大学秘书长、体育课主任等到东大指导工作。张学良还把南开庶务课主任借调到东大管理后勤工作。于是，南开的办学成功经验得以在东大推广。当时报刊称：“南开精神由白河之津而展至辽河之滨矣”。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学生背井离乡流亡关内，张学良想方设法收容学生和难民。张伯苓主动为张学良分忧解愁，先后接纳78名东大学生在南开免费借读，这对一所私立大学来说，自然是不小的负担。

　　张学良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总是以师礼事之，并以张伯苓私淑弟子自居。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陕北肤施（延安）的一座教堂会面时，曾对周恩来说，“我和你同师”，“我们都是南开的人”。

　　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没有冲淡张学良对南开和张伯苓的感情。1990年8月，被幽禁54年的张学良在台北首次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还不止一次地提起张伯苓和南开大学。当记者问他“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时，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伯苓先生。

　　1996年，在张伯苓诞辰120周年前夕，南开老学友宁恩承先生从美国寄来张学良为纪念张伯苓书写的“桃李满天下”题词，并附言：“汉公年老眼花，久不执笔，恐怕这是最后的墨宝矣。”手捧张学良先生的墨宝，南开人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