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5年前，中共中央1999年11号文件转发了《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既说明党中央对法院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说明法院“执行难”到了相当严重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的程度。

　　然而，5年过去了，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院的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仍很突出”，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主任俞灵雨对当前执行工作的整体评价。

　　一方面有了“尚方宝剑”，另一方面法院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司法水平，深化司法改革，那么，时过5年执行难为什么仍一如既往、坚如磐石呢？

　　最高法院俞主任为执行难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一些领导以大局为由干预法院执行；二是一些党政领导用行政思维对待法院执行；三是暴力抗拒执行现象严重；四是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冲击执行工作；五是现行法律很多内容不具可操作性。

　　应该说，这五大原因都是客观事实，也都一针见血，是造成法院执行难的直接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些原因仅是造成法院执行难的表面因素和浅层原因，并没有触及到执行难的深层原因和根源所在。在笔者看来，法院执行难之所以成为顽症，其根源在于司法体制缺陷，具体来说，法院执行难源于司法与行政之间的不平等。

　　按照宪法设计的政治体制，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府、法院和检察院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并接受它的监督。严格讲，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是完全平等的，没有级别高低之分。而事实上，我国法院和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的级别与同级政府首长的级别是低半格的，这就突出了政府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降低了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这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司法与行政不平等的表现之一。

　　不平等的第二个表现是，司法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受制于同级行政，依附于同级政府。法院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法院从院长到庭长都由同级党委考察推荐，因此法院必须唯同级党委之命是从，否则“乌纱帽”难保。而同级政府的主要官员又都是同级党委的常委和委员，法院院长则不在其中，法院服从党委决定实际上就是服从同级政府调遣。特别是由于行政权的扩张及习惯思维的影响，政府常常把法院与自己的一个职能部门同等看待。事实上，政府与法院之间形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加大了行政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除了人事权控制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中外，法院的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这样法院的财权也由同级政府控制，因此法院必然对同级政府形成较强的依附关系。从实践来看也是这样，法院领导不仅经常忙于应付当地党委政府的各种会议，地方搞文明创建、行风评比，法院都不能例外，而且还抽调干警搞计划生育、下乡抚贫、征收税费、拆迁征地等工作，使法院难以集中全力开展审判工作。特别是法院在受理案件和执法案件时，不得不考虑地方党政机关的利益，常常是当事人赢了官司拿不到钱，法院要么不敢强制执行，要么拖而不办。

　　人权和财权都被政府控制的法院，当然无法奢求与同级政府的地位平等，也就没有能力抵制来自同级党委政府的指手划脚甚至非法干预，执行难因此也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

　　另外，法院的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的完全一致，也便利了地位不平等格局下的强势政府对弱势法院的控制与干预，这是地方保护影响司法的一个有利条件，也是司法权地方化的一个体制背景。

　　其实说到暴力抗法，当然主要是当事人的素质低下造成的，但多少也与地方政府的明示或默示的支持有关，特别是涉及到地方利益时，当地政府部门往往不是支持法院执行，而是或明或暗地支持暴力抗法者，这使暴力抗法有恃无恐。那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逃避债务的也往往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法院执行难以到位。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在媒体中报道的，就让我们目不暇接。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最高法院执行办俞主任列举的五大原因都只是造成执行难的表面原因，其深层原因在于体制，在于由体制造成的法院与政府的不平等。由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彻底改革现行的司法体制，不改变法院对当地政府的依附地位，不能在真正和完全意义上实现司法独立的话，法院执行难问题还将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