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重大事故后平民愤的安抚，告别了就事论事的事后惩罚，“问责”终于成其为了“制”——据报道，中国西部直辖市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日前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标志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
确实，对老百姓来讲，这是天大的好事。有了这么个“制”，“守夜人”会尽职很多，政府越尽职，百姓各方面的利益也就会安全很多——值得为之鼓与呼。不过这么好的一个制度，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这么众望所归的一个改革，竟然不是从中央，而是在一个直辖市率先展开，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
从另一个角度看，地方局部利益和地方司法体制的有限理性也难以将问责制落到实处，这种公共产品的效率需要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加以推进。
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到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吉林市市长刚占标的引咎辞职，再到最近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的离职，问责虽未成其为制度，但中央一直在处理各种事故中实践着，而且问责的制度效益早已得到充分的表现，公众对问责制的热情和期待亦是日益高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问责的制度化和法定化上有所作为应该是水到渠成和众望所归的事。
可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个制度还只是先局部“化”了。不错，制度毕竟不是儿戏，不是可以朝令夕改的东西，一项制度的建立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一些风险很大的制度在整体推广之前需要首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错也是理性的，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中很多有益的制度创新正是从地区试验中走向全国的，比如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可问责制就没必要再经过这种地方性试错了，都试过很多次而且屡试不爽了，内在地没有什么风险了。
再者，问责是不需要地方性知识的，不存在此地官员要问责彼地的官员不需问责，它应该是指向所有官员的——这个特征决定了“问责制”这样的公共产品应该由中央统一供给。更重要的是，地方局部利益和地方司法体制的有限理性是难以将问责制落到实处的，局部的创新只会让问责制徒具形式，问责制需要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的支撑。为什么这么讲呢？先看看阜阳的案例。
提到阜阳劣质奶粉毒害婴儿的事件恐怕无人不知，连续两个多月的严厉查处，劣质奶粉该封存的封存，相关责任人该撤职的撤职，该处分的处分，可就是有人在全国人民的眼皮底下玩“假处分”的猫腻：处分上报国务院后，几名受处分的工商执法人员一直在正常上班、领工资。
竟然玩“假处分”的游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局部利益对问责的阻力，地方行政部门在很多时候很可能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是水泼不进针扎不进的，从地方司法体制，到领导庇护，再到瞒报，一条龙的问责阻力，真正的问责如何能贯彻下去？指望自下而上的地方问责创新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确确中了地方利益共同体的下怀，结果也只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阳奉阴违。
所以在问责这个问题上必须有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支撑，问责制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制执行。改革以来的地方性分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同时也造就了势力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上妨碍市场自由流动，在政治上以局部利益为先。显然，在问责问题上，地方司法体制是无能解决的，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必须到位有为。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从地方创新的“试错”开始的。2004年07月12日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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