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部分省区的党风廉政建设出现了新的动向，江苏、安徽、吉林、甘肃、山东、河北、宁夏、海南、江西等省委通过当地媒体向社会公开承诺：坚决拒收财物，坚决抵制跑官要官，严格管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带头遵纪守法等等。但有人把这一良性举动讥之为“政治作秀”或“廉政表演”。其实，领导带头进行廉政的公开承诺对于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是具有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的，毕竟有“承诺”比没有“承诺”要好。

　　然而，这种偏执型逆向评价并非没有道理。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分析表明，大多数人对一些官员的廉政信任度一直以来存有疑虑，因为滞留于他们心底里的“历史沉淀”指数和行政场域当中的官员腐败频度冲击着他们对于这种公开式廉政承诺的“信念”———毕竟“承诺”不是“保证”。在现实场景中，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职务比较高的干部，当初也是信誓旦旦地在红旗下宣誓保持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事实结果是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给党的事业和政府的形象抹黑，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恶性阴影。

　　由此可见，社会信用度的缺失是严重的，官民之间的相互信用正在走向低度的悬崖———这是值得警惕的政治社会问题。作为社会信用的核心和关键，政府信用的导向性和实践性对社会公众的评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或多或少地强化公众已有的个人记忆或集体记忆。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们的利民功德显示出国家公务人员忘我工作、服务大众的“正强化”功能；成克杰、王宝森、胡长青们的利欲恶行反映出权与利的贪恋者在公众心目中的“负强化”效应。而把公开廉政承诺视为“政治作秀”或“民主表演”的人便是这种负强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般的政治心态。

　　官员的公开道德承诺是没有错的，因为它显示了党内民主和政治文明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任何承诺的作出也是需要勇气的。公众对此的逆向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作为意见表达或“不同的声音”对于民主监督和官场评价是有意义的，同时它也是政治绩效测度的一个重要量标。陈潭（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