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阿仑

　　人民网有个非常有意义的讨论：经济学家要不要良心？他们说话为企业利益服务，是否该挨板子？许多读者民众对经济学家的良心表示了愤怒和密切关注。经济学家们面临的“良心危机”问题已经非常明显。笔者认为，这个“良心危机”并非来自经济学家是否为企业服务，而是来自体制性的利益冲突；如何防治利益冲突的问题，不但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全国各地的所有领域都存在，是个非常普遍和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经济学家的良心，跟其他科学家的良心一样：求真务实，服从科学道理、而不是服从权力或追求时髦。经济学家的工作有三种情况：一是理论研究性的，二是为某个企业服务，三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为企业所雇用的经济学家，其良心就是为企业最大利益提出符合事实和经济学原理的分析见解，而不是为了面子好看或为了领导层觉得舒服光荣而说假话。如果一家企业的利益跟社会利益完全符合，那是很理想的；然而，一家企业再大，它的利益也是有限的和自我发展的，它跟其它企业、甚至跟社会发生利益冲突，也是正常的和屡见不鲜的。

　　一个突出的实例是银行和投资公司。面对同一金融形势，他们的经济学家能做出同样的分析。然而，为本企业利益服务，银行的经济学家也许提出提高利率的政策主张，以此刺激储存和增加贷款收入；而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则也许提出相反的政策主张，要求降低利率，以此来刺激投资和减少投资成本。谁讲良心、谁又不讲良心？他们都在为本企业的最大利益服务，他们都讲良心。

　　作为政府聘用的经济学家，就不能只考虑个别企业的利益，而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就可能不是在利率上做文章，而是减少税务，特别是减少那些跟全局相关和迫切需要发展、而实力却相对薄弱的方面的税务。中国当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国内外企业都曾提出大幅度变动人民币利率和兑换率、以及立即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政策主张。然而，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充分到位，大幅度利率变动和突然市场化，很可能极大地刺激已有苗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举的发展滞后因素，从而可能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乱。与此同时，“三农”问题已经直接关系到全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出了金融稳健政策和定期内减免农民、农村和农业税务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或许并不符合少数企业利益，但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利益。

　　企业能雇用经济学家，是走向现代化管理的好事。在发达国家，企业雇用经济学家是司空见惯、甚至是必需的，而且，不少经济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就来自企业雇用的经济学家。中国企业为什么就不能雇用经济学家、按照经济学原理搞好现代化管理呢？能那样做，而且应该那样做。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们是讲良心的，是在努力说真话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在体制改革和法制法治建设都不到位。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良心危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而是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体制弊病。在这种体制里，为企业所雇用的经济学家、同时为政府出谋划策；而为政府所聘用的经济学家，又兼职为个别企业利益服务、甚至自己就是企业业主或董事。如此一来，就难免严重的利益冲突，就难免把那些为个别企业利益服务的主张作为国家政策而强迫整个社会接受，而本应为社会整体服务的政策却又经过经济学家们的论述解释而蜕变为少数企业谋利的“土政策”。

　　这种体制性的利益冲突，几乎遍布全国各个领域。政企兼职的人员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也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和专业人士。另一方面，“企业家从政”曾一度作为鼓励政策出现，更是助长了和扶持了体制性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严重地腐蚀了国家机体，降低了政府的公正和信用。譬如，以国家标准的名义、甚至通过国家立法的名义来强迫全社会服从于个别少数企业的利益的事情，已经发生数起；全国各地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公共建设和地方发展的政策名义来为个别企业利益服务的案例时有发生；借助为政府工作或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的方便，使自己、或自己的亲友与“关系户”企业获得其他人或其他企业难以获得的谋利机会的事情，也是频频发生。不幸的是，体制改革和法制法治建设还不到位，这些利益冲突没有得到有效的防治，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可以说，目前，民众对所谓“经济学家良心”所表示的愤怒和密切关注，实际上是对普遍存在的体制性利益冲突的愤怒，是对国家能有效地防治利益冲突的密切关注。

　　有效防治利益冲突，是民心所向，是国家政治文明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有一个和平、公正、开放和透明的发展环境的基本条件之一。笔者曾发表文章提出一个见解：开国时期，最大可能地团结各界人士和争取民众支持新中国是头号大事，还谈不上如何防治利益冲突，因而，那个时候采取政企兼职的方法是必要的、可能的和可行的。如今，国家基础已经建立，国家进入现代化建设发展时期也已多年，如果再继续搞政企兼职、继续容忍体制性利益冲突，那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失去民众信任，就可能为腐败行为“合法化”提供体制性机会，就可能腐蚀瓦解国家基础。简而言之，如何有效地防治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在发达国家，防治利益冲突的法规是非常严明的。譬如，为企业所雇用的经济学或各行各业的专家，与那些为政府所雇用的同行们相比，他们的职务职责、研究倾向和法律责任都是泾渭分明的：为企业服务，就不能在政府兼职；同样，受政府聘用，就必须脱离企业利益；如果发现混淆或替代，那么，处理甚至法律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典型案例是2000年和2001年美国股票市场调整发现某些经济学家误导社会，其基本情况是：从企业利益和股票市场角度看，他们所做的投资分析和买进结论无可非议，然而，他们却把本企业利益和股票市场利益夸大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试图通过社会发展政策来诱导甚至强迫民众投资为他们的企业谋利服务。在调整中，他们受到民众的指责、有的则受到法律的严厉审判，防治利益冲突的制度和法规发挥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和获得民众信任的作用。

　　防治利益冲突不是西方国家或发达国家所独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开明兴盛的朝代大都是防治利益冲突非常有效的时期，史料多称之为“回避”制度。从历史经验和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看，也从中国现实的民心所向和国家发展需要看，都应该把防治利益冲突作为重大战略事情做起来和做好它。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企分家，胡锦涛主席多次提出的以法治国，都是防治利益冲突、特别是防治体制性利益冲突的基本主张。笔者相信，如果切实能实现这些基本主张，那么，为理论研究、为企业所雇用和为政府决策服务的经济学家们，就不会再面临体制性利益冲突所带来的普遍存在的“良心危机”问题，而是能各得其所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那样的局面，不但有助于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现代化管理，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