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李赖志商榷皮建才皮建才

　　对产业革命而言，从资本升级的角度进行思考，比从机会把握的角度进行分析，更容易得到一些更具启发意义的结论。因为资本是经济进步中的关键性资源，经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理论的变迁，资本理论的变迁中蕴涵着产业革命的发生机制和扩展机制。我国要想抓住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有效地利用和创造资本，本着边际替代的原则，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经济系统的效率。

　　与6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李赖志文章（《产业革命与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的观点不同的是，我认为产业组织形式并不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业组织形式也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只有适应和不适应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组合之分，适应的未必是高级的，不适应的未必是低级的，企业组织形式所形成的组织资本并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遵循同样的资本升级原理。适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虽然符合演化原理，但未必一定是“进化”的（新生的），也有可能是“退化”的（旧有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所需要的组织形式未必一定是所谓的“高级”的，但却一定是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组合相“匹配”的。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任何一次产业革命都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的综合作用，虽然在不同阶段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要求是不一样的。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组织资本的更新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达不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组织资本的临界水平，整体的产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相关的资本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那么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必然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损减，当损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产业发展就不可能收敛在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的产业革命路径上。具备相关条件特别是具备相关资本条件的国家才可能发生产业革命，而不具备条件的国家，即使发生了边际意义上的技术革新，也不可能在整体意义上真正把握住产业革命的机遇。有技术、有需求并不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

　　我们可以认为，产业革命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发生的，不同的产业革命要求有不同类型的资本与之相对应。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世界上先后发生了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钢铁工业为主导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石油和重化工以及电力工业为主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汽车工业为主导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和以IT产业为主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对物质资本总量的要求逐步提高，物质资本的集约度稳步提高；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人力资本的集约度也是稳步提高；但对组织资本的要求并不是逐步提高的，而只是要求组织资本能够与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相互“匹配”，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起来（表现出最大的总体价值）。

　　有形的物质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越丰富，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就越高。当物质资本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时，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会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产业革命离不开人这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主体，因为产业革命最终是由人的需求、人的合作以及人的努力来促成的。随着物质资本的相对重要性的逐步降低，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的逐步提高，当物质资本成为松散约束的时候，人力资本成为紧约束的迫切性才会与日俱增。而当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松散约束的时候，组织资本成为紧约束的迫切性才会与日俱增。因为人力资本具有非激励难以调度的特性，所以激励机制对于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是必需的。没有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安排，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组织资本，人力资本就难以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组织资本是指企业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收益，这是与物质资本的收益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不同的收益。组织资本的价值是企业的总体价值和企业的单个部分的价值总和之间的差额。毫无疑问，这个差额越大组织资本的价值就越大，这样的组织安排的有效性就越强。同样的物质资本和同样的人力资本对不同的企业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为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组织资本。组织资本对于产业革命的发生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为产业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有效组合，组织效率和组织能力会决定企业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最后决定因素。企业理论的最新研究表明，层级制分为水平层级制和垂直层级制，在水平层级制下所有的雇员只和企业家进行接触，而在垂直层级制下所有参与人形成了一条企业家位于最顶端的长链，垂直层级制在物质资本密集的产业占优，而水平层级制在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占优。组织形式会随交易的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组织资本处于合理的范围内。产业组织的创新对于产业革命的深化和产业革命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抓住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艰巨性和可能性。艰巨性表现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丰富程度上还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组织资本也受到了总体的制度环境的很大的约束，从而大大限制了组织创新的收益。总体而言，我国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所以,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是稳步式“赶超”之道。可能性表现在，一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在某些领域具有了局部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和需求的规模性决定了我国最有可能最先接近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内生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我国有可能借助产业革命实现跨越式“赶超”。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我国一方面需要努力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组织资本。把握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只不过是把相关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通过组织资本有效结合起来而已，这种结合要最大程度上仰仗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和企业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最大程度上仰仗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这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简化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