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张友谊

　　“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提出的极富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了“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该观点认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

　　“综合创新”论的创造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张岱年认为，“综合创新”论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的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综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它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新的创造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

　　张岱年不仅精辟地阐述了“综合创新”论的内涵，而且进一步论述了对中国文化进行辩证综合创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可能性上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它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的特点。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具有可解析性的。文化也不是许多互不关联的成分的混合体，而是一个具有结构和整体功能的、由许许多多复杂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当一个文化系统过时、落后时，固然与组成它的文化要素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上的不合理性。因此，文化系统的新陈代谢，固然要靠文化要素的增减损益，但根本的改造途径在于旧系统结构的消解和新系统结构的重构。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来看，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旧系统的结构已经解体，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系统已经形成。在这种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对于经过慎重考察、认真挑选的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系统所包含的要素加以综合，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文化系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其二，从组成文化系统的要素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可分离性和可相容性。历史上的经验反复证明，作为组成文化系统的要素来看，有些文化要素是不能脱离原有的文化系统而存在的，而有些文化要素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之中。正因为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不同的民族文化既具有各自不同的相对独立性，又可以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历史经验证明，同一文化系统和不同的文化系统所包含的要素之间，有的是不相容的，有的是相容的；有的表面上看来相互对立，而实质上却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正因为如此，来自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系统中的要素，只要它们是相容的，就有可能综合成一个新的系统。从必要性上讲，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中国文化的旧系统已经过时，不破除这种体系结构，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要素，不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重新建构中国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没有出路。第二，文化既具有时代性特点，又具有民族性特点，因此，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引进和照搬西方文化，既无可能，也不符合客观需要。特别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护民族的独立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民族的独立，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而民族的独立内含着民族文化的独立。第三，从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看，二者有各自的独创性。中国文化要凭借综合创造所形成的文化优势，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张岱年概括出“综合创新”论的宗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综合创新”论的优点是十分突出的。首先，它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的适用性。其次，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它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于文化创造活动之中，强调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创造，使得该学说比以往的文化学说更加科学、更加完善，避免了以往文化学说的片面性。再次，对以往文化学说进行了分析、批判和吸收、借鉴，强调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