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义工，是工业时代的本能觉醒，是功利关系的民间良心，是多元社会的道德砥柱。

　　在雷锋后的时代，义工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道德力量，深入到我们的社会关系中去，并开始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

　　本刊记者／罗雪挥

　　大清早，从北京地安门乘车到东直门地铁站，再从地铁2号线倒1号线，再换乘城铁，晃晃荡荡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张大诺的幸福生活仿佛一直在路上度过。小憩一阵,就到站了,出口不远处，就是松堂临终关怀医院他做义工的地方。

　　张大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周，他至少要在这条路上来回三到四次，每次到医院后至少呆一个多小时，而他陪伴的老人从当初的一个，逐渐增加到四个、五个……

　　像张大诺这样的民间义工，正大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绝大部分是青年人，以学者和外企白领等中产人士居多，主要分布在扶贫支教、环境保护、社区活动等领域。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负责人丁元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有义工2000万人，排除官方组织的义工外，完全民间的义工人数大约有20万。

　　“民间义工的志愿程度很高，并且很理性，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丁元竹说。

　　义工，不是奉献,是新生活方式

　　33岁的张大诺，正式职业是《国际先驱导报》的编辑。到松堂医院里做义工，是他的另一重身份。

　　张大诺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临终病人，早在哈尔滨工作时，他就曾义务照顾过两个临终病人。来北京工作后，很快又找到松堂医院，自荐为义工。

　　张大诺的义务工作就是陪老人说话。临终医院的老人一般在70岁到100岁之间，他们往往都不记得中年以后的事情，而更愿意活在童年里。白发老人冲着你喊“妈妈”是常有的事情。

　　“你经常得和他们聊小时候的事，而且下次他还会讲同样的事情，再下次还是一样。”张大诺的经验是，不要试图纠正老人，不要告诉他今年几岁，只要他在回忆，对大脑的锻炼就有好处。

　　相处久了，松堂医院的老人们就把张大诺当成了亲人。老人们的身体机能退化了，眼神都不太好，每次张大诺出现在门口，老人们总是先一愣，而后才会心地笑，“那表示他是真的在等你”。

　　有个老奶奶每天都趴在三楼窗户上望天，她的逻辑是“只要天气好，就能见到大诺”。

　　临终的老人在刹那间流露的真情，往往让张大诺感慨，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些曾经握过的手就再也握不到了。

　　张大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一踏进松堂医院的门，他就想乐，想笑，想向老人奔过去，和老人说一句话，想突然被老人一把抓住，“那种感觉真是幸福。”

　　他说，自己和高尚绝对没有干系，做民间义工与其说是奉献，不如说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是他自己也惊讶，这些琐碎的小事做久了，自己也变得更加纯粹而快乐。

　　张大诺的感受不是没有道理。一项有趣的调查显示，担任义工的人罹患心脏病、忧郁症及传染病的比率，比没有做义工的人少5倍。研究发现，做善事之后，脑啡释放的量会提高，从而增加快乐、减少因忧愁造成的压力蛋白。

　　看来，快乐是义工最好的酬劳。

　　当义工成为集体选择

　　与张大诺游兵散勇式的义工身份不同的是，更多的义工其实并不愿孤军作战，他们更倾向于归依于某一面旗帜下或某一个组织中，比如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地球村等NGO(非政府组织)。

　　对大多数民间义工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同时也是寻找同类的好途径。

　　崔英善是北京一家外资体育营销公司的客户经理。做义工是她很久以来的愿望，去年SARS流行期间，恰逢北京东城区的孩子需要帮助，她与朋友一起，发起了“阳光志愿者协会”，目的就是让“心里有愿望的人，不觉得孤独”。

　　协会成员大多来自西门子、IBM、微软等知名外企。运作一年多，80%的人坚持了下来，人数也增加了10倍，服务的范围从为贫困学生辅导，发展到帮助智障人士和孤僻症患者，甚至引进了国际市场项目。

　　崔英善认为，除了帮助人的快乐，能在组织内部与同类交流，是最大的收获。

　　IBM公司业务咨询部的吴艳艳也有同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吴艳艳每逢周末就要到北大上MBA课程，但依然抽时间参加了两个民间义工组织。其中一个是网络组织。只要一有时间，吴艳艳就会邀网友，一起去看望福利院的孩子，或者去探访老人。

　　《口述博物馆》丛刊主编，作家周曾发起过一场“义工革命”。去年SARS流行期间，周汇同圈子里的朋友们开设了一条热线与抗击SARS的一线医疗工作者、患者及家属聊天并提供帮助。所谓热线，其实就是周自己的办公电话号码。10多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有编剧、画家、诗人、大学教授、记者、出版人，一个平时互通的小圈子,变成了民间义工组织。

　　周认为，在个体生命显得渺茫和脆弱的时候，他们的集体义工行为聚集了人性的光芒，这是他最自豪的地方。

　　夹缝中生存的民间义工

　　人性的光耀给民间义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却并不能提供水和空气。资金的匮乏使得所有民间性质的义工组织在蓬勃兴起中危机乍现。

　　崔英善所在的阳光志愿者协会，曾经想义务辅导民工学校的子弟，但由于辅导时间只能定在周末，而对于民工学校的承办者来说，周末多上一天课，就要多付水电和教室费用，只好婉拒了他们的善意。

　　除了资金问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较差，也是困扰民间义工的重要因素。现实的情况是，尽管许多人怀着一腔热情投身于义工服务，但由于所选择的服务项目并非自己所长，所以服务效果差强人意。有时候，更是好心办坏事，让人哭笑不得。比如，前几年，一些青年响应组织号召去支援山区教育事业，却不知自己的专业根本与教育无关，这样的义工，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又不能给别人提供专业服务，是社会资源的双重浪费。

　　此外，民间义工还面临着身份不被认可的危险。北京惠泽人志愿者协会创始人之一的王燕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绝大部分民间义工组织并不合法。因为按照中国的现行规定，民间义工组织很难注册。而没有合法的地位就很难合法地募集到资金，合法地进行管理，合法地保障参与者的权利。这个怪圈在民间义工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往复循环，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