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引进外资，福州市政府于7年前与香港一家公司达成了合资协议。外商投资8．4亿元（占70％股份）修建了一座大桥，得到了大桥收费站的收费权，合作经营期限28年。福州市政府在协议中承诺：市政府保证在9年之内，从南面进出福州市的车辆全部通过收费站。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保证收费时，政府出资偿还外商的投资，同时保证给外商每年18％的补偿。今年5月，由于一条市区环线的开通，大部分车辆绕过了收费站，外商血本无归。近日，外商控股的桥梁公司将福州市政府告上了仲裁庭，要求福州市政府赔偿损失9亿元。港商说：“我们遇上了不讲诚信的政府！”（据7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一诺千金”。一个人应该讲诚信，一个政府更应该讲诚信。既然已经做出了承诺，那就应该不折不扣地履行。所以，福州市政府应该赔偿港商的损失，尽管9亿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福州市政府为什么要爽约呢？

　　造成那座大桥车流锐减的直接原因是二环路三期的通车，而这也确实是福州市城市建设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连外商也觉得“可以理解”。福州市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当初把专营期限定为28年，“是因为对福州城市发展的前景判断不准确，而当时又急需基础建设资金”，既然对“发展的前景判断不准确”，为何还要签订这么长时间的协议？7年前签订协议的市政府领导，有没有想到自己的任期只有5年？

　　政府组织具有延续性。上一届政府所签下的协议，下一届政府也有履行的义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议内容的决策是谁作出的？如果上届政府所签的协议是人大的决策，那么下届政府当然应该执行。但如果决策是上届政府作出的，并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甚至人大是反对的，那么下届政府是听人大的还是听上届政府的？如果上届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招来了巨大的损失，下届政府凭什么为上届政府的失误埋单？

　　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任何一个地区，人大的权威不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稳定”的。相对而言，政府则是“流动”的。人大代表着人民的意志，而政府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个组织甚至个人的意志。作为被人大赋予了行政权力的政府，当然应该具有日常的决策权，但为了保证政府的决策最大程度地接近人民的意志，政府应该将一些重大事项交由人大来决策。这一点，可以说是民主国家的通例。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国务院是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在美国，政府与别国政府签署的协议，一般都要交国会审议后方能生效。在日前刚刚结束的日本国会选举中，小泉所在的自民党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民众对小泉不满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擅自”作出了向海外派兵的决定，“藐视议会”。

　　从那位官员的解释看，福州市政府当初作出决策时对“发展的前景”本来就没有把握，之所以要签为期28年的协议，只是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先把钱弄到手再说，以后的事儿，我才不管呢———这实际上是拿政府的信誉赌博，对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所以，我觉得，凡是“跨届”的立项都应由人大决策，或者政府决策后交人大审议通过。上届政府没有权力要求下届政府怎么做，如果上届政府想让下届政府继续执行以前的决策，那就必须得到人大的认可。像上届福州市政府那样，自己的任期不过5年，却签下了长达28年的协议，其实是政府决策权的“透支”。

　　领导一换，决策就变。近年来，因政府换届导致地方发展方向摇摆不定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求政府把重大事项决策权以及“跨届”项目的决策权交给人大。这不仅可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决策失误，杜绝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同时还有利于维护政府的信用，减少“孙子不认爷爷账”之类事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