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宁

　　自天津出发，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可口可乐醒目希望小学。虽然和天津近在咫尺，却仿佛仍是两个世界。坑坑洼洼的路面和载重大卡车扬起的滚滚烟尘鲜明地揭示着中国深刻的城乡差距。

　　兰军是位有着28年教龄的老师了，1996年开始任这所本镇唯一小学的校长。兰军皮肤黝黑，口音和赵丽蓉很相像。小学的教学楼感觉不错，但兰校长一番竹筒倒豆子的谈话让记者更加明白，乡村基础教育的问题，远非盖上一座像样的楼就万事大吉了。

　　虽然建楼时有可乐公司与其它各方面的捐助，学校至今仍欠款十多万元无力归还。1994年以前，教师工资由乡镇发，常遭拖欠。1994年后，改由县教育局统一发放，但行政费用部分自筹。也就是说日常办公、水电、出差补助、建设及维修等费用都只能来自学生的学杂费。全校目前有学生约1000人，学杂费每学期55元／人，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费需上交17元／人，六年级需要上交20元／人。26个教学班45名教师的学校，经费的捉襟见肘不难想见。

　　“现在进入信息时代了，不会用计算机算半个文盲。学校办电脑房，可乐公司捐了15台，自己买了17台，一半靠政府出资、一半靠老师集资，总算添置了。但现在电脑不接上网络，好像是瘸腿。宽带接到附近四五里地的地方了，电信局嫌不合算，现在迟迟接不过来。”兰校长说。

　　“由于待遇比国家办的小学差不少，所以师资比较紧张，常常是一位老师教一个班级的所有课程。”

　　“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听说现在国家正在酝酿九年制义务教育免收学费，我们希望这一天能够尽早到来。现在我们这里九年制教育的完成率只有60％左右，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费用问题，教育的关键还在投入。”

　　的确，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代的孩子们成长起来，将来他们会走上各个岗位，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怎样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确保对教育的投入和倾斜是我们的义务。一个社会总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构成的，当每个个体都自尊、自强，善于学习，敢于维护权利，勇于承担义务时，我们的国家就真正地进入了现代法治社会。

　　“重视教育”喊了几十年，中国财政教育支出仍在GDP的4％之下徘徊，远看英国，近看日本，差距非常之清楚。有人说过：“现在不花钱办教育，以后就花钱办监狱。”言辞尖锐发人深省。教育的缺失和过早离开校园的孩子，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只有把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转化为乐观向上有能力的人才宝库，中国的发展与建设才有保障，因为是他们将来要和别国的同龄人竞争，竞争智力、意志和战略。世间所有的事情都要靠人来落实，而面对校园里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睛，心灵深处的声音在说：我们欠他们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7月14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