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直萍踪

　　萍者

　　我不知自己算不算法盲。曾多次参加过单位组织的法律知识考试，但都是开卷。尽管如此，我仍要大着胆子，对前几天打假举报人起诉广州市卫生局(详见本报7月2日A06版报道)一案，直言几句。

　　打假举报人之所以要将广州市卫生局告上法庭，是觉得奖金太少，与自己的付出不成比例。这一案件，只看一审结果，是被告赢，我却觉得，未必——因为一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之在我们的耳畔响起。

　　这起纠纷的焦点在于，有关条例规定：对举报人，行政执法部门可给予5万元以下或者实际收缴罚没款10％以下的奖励。因为这个“以下”，就有了许多闪转腾挪的空间，也就是法官所说的“自由裁量权”。只是，3000元离打假举报人期望的5万元毕竟相差太远。

　　有人问：有关行政机构对奖励的“自由裁量权”真的那么自由吗？“自由裁量权”到底是随意而为，还是有大体的什么依据？

　　法学书籍上有这样经典的概定：“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见做事。”在我看来，只有能够在法庭上出示经周密调查得来的证据，显示原告宣称的“不顾个人安危，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待遇”的“付出”有所夸大，3000元的奖金恰如其分，才能让人对这“自由裁量权”口服心服。

　　湖北省公安厅也出现一起因奖金引起的公关危机，在这里略作介绍以便比照。去年9月，湖北省潜江市发生一起银行运钞车劫案，湖北省公安厅以20万悬赏捉拿嫌犯，得一重要线索，终将劫匪击毙。可是，20万元的奖金却只兑现了6万元，理由是线索虽然有价值，警方还是动用了大量侦破手段。舆论大哗。这时，湖北省公安厅表示，在枪和赃款查获之后，20万悬赏金将全部兑现。

　　有人或许会说：打假举报者唯利是图，根本不应该小题大作，更不应该令其遂了心愿。但一个应该承认的现实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活雷锋。如今国内各大城市纷纷祭出重赏的法宝，或征集大案要案的破案线索，或鼓励举报假冒伪劣，似乎默认了一个事实：尽管我国法律规定知情举报是一种义务，但道德本身存在极大的复杂性且因人而异。

　　当然，尽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成为一种现实需要，但并不意味着道德的侏儒因此成为学习的榜样。我举双手赞成社会也要重视褒扬、重奖见义勇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