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

　　萧新生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面临能否将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下来，并且实现新的历史飞跃的抉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即“大开放”理论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决定了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命运，使中国成为正在“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大中国。诚如邓小平本人所言：“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大开放”是“危险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年代。进入八十年代后，邓小平指出：“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他认为，经济原因是产生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而要做出决定性的成绩，“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简称大开放。后来，他多次强调，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

　　邓小平的“大开放”有特定的内涵。一是全方位开放。邓小平曾明确表示他所说的开放是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开放并不相同的“两个开放”。在对外开放上，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在对内开放上，既要求通过改革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封锁和条块分割，又要打破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历史僵局。二是全面开放。即不把开放局限在经济结构、经济建设等基本生活领域，而是要扩大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为此，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三是双向开放。即在开放中既要注意“引进来”，又要注意“走出去”，以便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接轨。四是长期开放。邓小平的“大开放”思想，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在三十年、五十年以至上百年都应长期坚持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大开放”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关于开放兴国——惟开放才能兴国是邓小平“大开放”理论的根本观点。邓小平认为，是否开放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相关。这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中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与闭关锁国相反，许多国家正是由于实行了开放，才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据此，邓小平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关于开放条件——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大开放不会凭空出现，能否得以实施贵在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条件。如果缺乏国际条件，纵然有大开放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如果缺乏国内条件，即使国际条件再好也只会望洋兴叹。建国后，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开放得不够，就是因为缺乏条件。在国际上先是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后是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国内则是“左”的思想、“左”的政策作怪。邓小平还认为，条件是可以创造、争取的。对待条件的态度不能只是消极等待，而是应该努力争取，积极创造。一旦争取到这样的条件，就必须及时抓住，充分利用。能否抓住机遇和充分利用条件，其标志又在于是否及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于新的实践——邓小平认为，大开放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项崭新的实践。他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指导这一实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为此，他主张上层领导要尊重群众的新实践，及时肯定群众的创造，及时推广群众的经验。他主张处在第一线的同志要敢于进行新的实践，勇于探索。而对于新实践，不能用传统的理论评头品足、指手划脚，只能用实践检验。而用实践检验时，又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不能轻易下结论：“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

　　关于开放策略——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大开放，是一项宏伟而又复杂的工程，既不能一哄而起，也不能按兵不动，还不能存有死角，必须深入持久地逐步展开。他先后提出一系列著名策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策略，由此使大开放之路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可能性；阶段推进、分三步走的目标策略，由此把大开放变成十几亿人几十年一贯制的壮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的策略，由此使城市改革由难变易，使农村改革由浅入深，相得益彰；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由此使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可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得以巩固；在大开放的布局上实施特区突破、沿海展开、内陆推进、国际国内市场对接的策略，由此使局部牵动全局，使全局关注局部；在对外关系上实施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分离的策略，不以社会制度划分敌、我、友，不以强弱分亲疏，由此使中国的大开放由可能变成可行。

　　关于开放原则——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规定，在中国搞大开放不能没有原则。邓小平首先申明，大开放决不意味着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大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此使社会主义的大开放与资本主义的开放相区别。此后，他又相继提出以下一些原则：在强手面前不示弱的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的原则；共同富裕的原则；不能妨碍发展的原则；两手都要硬的原则。正是这一系列原则，体现出大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关于开放标准——“大开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一招”。这一招到底灵不灵不能由大开放自身来说明，而必须由另外的东西予以客观检验。要检验就必须有标准。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结束了在两种制度之间以是否倾向自身作为判定好坏标准的历史，使对改革开放的成败有了直接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有了全球公认的标准。

　　关于高层领导——中国十余年大开放的过关夺隘坎坷历程，使邓小平切身体会到高层领导的至关重要。邓小平在整个大开放过程中除了对各级领导提出了许多普遍性的要求之外，还别开生面地对中国高层领导提出了标准要求。其一，要有开放的新面貌：“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其二，必须干出开放的政绩：“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其三，越是高层领导越要注意从开放的角度选人：“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选。”其四，高层领导要有高水平，要有开放的胸怀：“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大开放”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中国实行大开放后，便以睡醒雄狮的姿态步入国际舞台，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走向无比灿烂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第一军医大学政教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