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7月12日，深圳市政府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正式开班。这一教导学员“如何应对媒体”的培训班，引得媒体纷纷关注。令人欣喜的是，这103名学员当可学有所成，因为在开班仪式上，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指出，深圳市此举，意在协助实现公众知情权，并直言告诫学员：“你可以不说，可以说不知道，但千万不能说谎！”

　　回首1983年中国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的很长时间，发言人的架构基本上局限于中央一级政府，其初衷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外宣工作的需要。而今这一制度在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补位，设立的着眼，也由外而内强调“阳光政府”与公众知情权，其逻辑契合透明、公开、负责的现代政府理念深入中国社会的脉络，正是一番进步的表现，更是一番社会上下可以齐力再思拓进的空间。

　　发言人制度发轫于上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其时现代西方政府的行政事务由于日趋复杂，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赞同，在这一局面下，政府受工商界主动利用媒体进行公共公关的启发，也设立起新闻发言人与记者招待会等制度以向公众及时提供资讯，力图通过公众的参与来获得公众的形象认可与施政支持。由此可见，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表现之一的信息公开，本质上是政府基于理性而作出的利益最优选择。而在这个程序中，通过发言人发布什么不发布什么，也便成了政府可以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这一点在制度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一直如此，于学习进步之中的中国自然也难例外，因此，在此次深圳培训班上，王京生一方面强调对待问题要未雨绸缪，不要等舆论压力来临时才不得不发布新闻，另一方面也表示，同样是政府信息，什么问题该说，什么问题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是有所不同的。

　　但新闻发言人制度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有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良性机制，是因为媒体与民众一方并不必然以政府的口径为知情权的准绳，他们对于知情权的天然诉求，如果能在这一机制中得以合理舒展，政府发言人可以说的范围就将越来越大，不可说的范围则会越来越小——这也正是我们期待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方向。

　　不必讳言，中国各级政府的新闻发布渠道还存在众多待改进与完善的地方：媒体从业人员皆知，许多政府部门只愿意接受长期“跑这条线”的记者的采访，对于其他记者则大多拒之门外，一个缘由恐怕就在于长期“跑线”的记者自然也容易被控制，而不至于说出一些部门不愿见诸媒体的信息。另一方面，在设立各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不少政府部门也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会，以为发言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地将媒体记者挡架过去，而其他官员则再无回答记者提问的义务。再者，即便是在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许多媒体也往往碰壁于外交辞令，无法得到公众关注的实质内容。

　　这些问题都表明，接受采访与新闻发布等形式，并不会直接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在某个意义上，如果发言人制度能令其他政府官员免于媒体“骚扰”，这知情权反倒会有“缩水”的危险。很显然，只有让媒体能有尽量多的渠道采集政府信息进行比对，媒体与民众才算是真正拥有了保障与扩大知情权的法宝。而深圳此次在办班培训发言人的同时，也正在筹划立法规范这一制度，对此，国新办新闻局局长杨有如是评价：“新闻发言人不能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否则，就是违法。”这当然也显示出中国政府推进信息公开的决心，但毫无疑问，这“否则违法”的威慑，也只有从新闻发言人扩及“任何拒绝提供消息的官员”，我们的知情权与期许才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