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认为之连岳专栏

　　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答案有可能飘在风中；虽然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统计数字，但从近期的几件事情来看，我们可能有几套不同的数字。糟糕的是，这几套数字会安慰不同的伤痛，却可能都是不确定的。考虑到中国人口的绝对数巨大(这倒是可以确定的事情)，只要有一个百分点的误差，就是一个不容小视的数字。

　　据报道，我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有专家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完全正常，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性别比开始持续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数据显示：全国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较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上升了8.5个百分点，比正常值高出近14个百分点。

　　对这件事，我在本版写过评论《口号疗伤法》，对没有任何实际性的解决办法表示担心。有些激进的社会观察家甚至认为，成年男女的性别比例失衡将造成社会的系统不稳定，从而产生无法想象的巨变。对于这种意见，我们不爱听，但是应该耐着性子听完。

　　前天，笔者在《南方都市报》的“来信／来论”版看到赖俊杰的文章，他认为农村及城市打工者，有生女儿瞒报的现象存在，因此，“官方统计的人口性别比失衡数字恐怕大有水分”。昨天，在同一个版面，侯新梅的文章继续呼应，建议有关部门让这些被瞒报女婴见光，给她们上户口，保障她们的权利。

　　我们被男女比例失衡吓破了胆，因此，一听说“暗藏”有大量女婴时，就立刻产生了这样的情绪：“当然我们震惊于严峻的统计数字之后，欣喜地发现一大批被‘藏’起来的女孩，是否应该考虑法外容情？毕竟孩子是没有过错的。”

　　欣喜？没错，是欣喜，所有担心的人都会欣喜。

　　我咨询了一些熟悉农村情况的朋友，包括我一些在农村居住的叔伯兄弟，他们也证实了这类事。当然，瞒报的比例有多高、到底存在多少在数字上体现不出来的女婴，谁也不清楚。

　　好了，姑且认为我们“欣喜”地解决了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但更严重的忧虑就接着产生了。

　　如果瞒报的比例大到足以弥补官方统计的14个百分点的男女差距，而且这些人全是由农村与城镇打工者所生育的，那我们的人口政策就应该迅速作出调整，因为它没有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相反却助长了人口的逆淘汰——大学教授、学者、记者、科学家……这些相对高素质的人群，由于处于有效的监控范围内，无法瞒报自己出生的女儿；而越是经济落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却越轻易地生养大量的人口。

　　当男女比例失衡出现时，我们发现可以用巨大的“隐形人口”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给我国将来的人口普查提出这样一个警示，应尽量采取细致、全面的普查方法以避免类似的“隐形人口”问题的出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各种指标往往要依据人口数字才能得出。人口数字不准确，那建立在其上的各种统计数字就全部失去了意义。

　　功绩有可能被夸大，而错误却会被缩小，这使我们产生了盲目的自信；反之，功绩缩水，错误膨胀，也使我们产生不必要的惊恐。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比男女比例失衡来得轻微。所以，人口问题，还是继续忧患为好。把数字搞清楚之后，再来安乐不迟。

　　本期专栏作者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薛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连岳：知名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