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系创造社元老之一，堪称创造社之次帅（主帅当然是郭沫若）。他一生与鲁迅纠葛甚深，是当年率先向鲁迅攻击的急先锋，人称“黑旋风”。

　　鲁迅的《呐喊》出版之后，成仿吾即在1924年2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称“《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亦均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这事实上是以“只见树木（且仅仅是一株），不见森林”的手法，对《呐喊》进行了整体性否定。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给予批驳，只是在翌年5月撰写的《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按：成仿吾）的“谴责”，不独未予点名，并且将此语置于其他人的多种看法之中，可见鲁迅对别人批评所持的冷静与宽容。1926年11月20日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鲁迅曾谈及“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这是指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收入了创造社成员冯沅君的《卷葹》而引起成仿吾等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鲁迅此举不啻破坏了创造社组织的纯洁性。对于成仿吾对《呐喊》的肆意歪曲与攻击，鲁迅直至10年之后方给予正式反击。

　　1935年12月26日所撰《故事新编·序言》中，在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鲁迅这样写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乎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鲁迅对此自然不能“心服”，并且因此颇为“轻视”这位抡板斧的“勇士”。因鲁迅本人认为《不周山》后半草率，难称佳作。正因“勇士”独美誉《不周山》，所以当《呐喊》印第二版时，鲁迅唯将此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也描写过“黑旋风”成仿吾的形象：

　　“……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而鲁迅对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一直是“憎恶”（《集外集·序言》）的。

　　然而李逵并不善翻筋斗，忽左忽右，毫无特操。成仿吾在这方面却别有风姿：鼓吹纯艺术余音绕梁，又突然一变，倡导革命文学，并以鲁迅祭旗。鲁迅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谦信中提及“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击”时，特地点了成氏。在同年撰写的《<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中又指出这位“‘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曾几何时尚是“把守‘艺术之宫’”的“黑旋风”。《<东京通信>按语》更昭示出成仿吾企图“打发”《语丝》与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禁止”《语丝》乃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却又跑到日本温泉浴场的言行不一的品格，鲁迅也曾予以批评（《<奔流>编校后记（七）》）。至于成氏称鲁迅为三个“有闲”，鲁迅因之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以射仿吾”，更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显而易见，上述种种不独仅是思想与文艺路线的纷争，更是一种人格分歧。

　　但鲁、成之间亦并非永是“交恶”，鲁迅曾为困境中的成仿吾接上组织关系，成为此而感激涕零；1927年2月20日鲁迅日记有“得成仿吾信”的记载，内容则不得而知；同年4月初，成仿吾还曾与鲁迅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解放后，成仿吾回顾与鲁迅之争时，每有文过饰非之处。而于1979年所写的《徐冰同志追悼会车中口占》诗中，竟有如此“佳句”：“可怜酒鬼多仙去，‘才子流氓’今独存。”鲁迅曾批评创造社中人“中了才子+流氓的毒”；成仿吾50年后仍耿耿于怀，公然以“才子流氓”自傲于天下。天下人于此亦又领略了一次“创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