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7月14日刊发《不仅仅是40年“扫厕规矩”被废》一文，认为一个小伙子不守“规则”而导致40年形成的“扫厕规矩”被废除的行为，“违背了新北京的文明准则和市民精神”。笔者不这样认为。

　　应该说，我很钦佩大杂院居民40年来一直遵守这种“规矩”的精神，但情感的认同并不能代替理性的赞同。笔者认为，40年来形成的“轮流扫厕制”算不上老北京的公序良俗，也体现不出新北京的文明准则和市民精神。在此，我并不是为小伙子破坏“规矩”而叫好，也不是反对遵守规则这一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准则，只是觉得我们对这类问题不应该仅停留在简单地道德指责上，还应更多地思考这座厕所本身的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我不知道有人是怎样理解新北京的文明规则和市民精神的，但我理解，良好的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应该是市民精神中的应有内涵。“轮流扫厕制”

　　延续40年至今，它所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管理部门的“缺位”，也是市民精神中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的“缺失”。纳税意识实质上是一种平等意识。只有树立了良好的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因为这种服务不是你恩赐给我的，而是我纳税“买”来的，政府不仅要服务，而且要服务好，不能“缺位”。实际上，40年形成并延续的“轮流扫厕制”是补了政府的“位”，政府“缺位”当然不对，严格地说，“轮流扫厕”也是一种“越位”。在这一意义上说，“轮流扫厕”制度应该打破。

　　俗话说：旧规不破，新规难立。“轮流扫厕制”面临的危机，实际上也是一种契机：因为这一规矩被破后急切呼唤着良好的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破坏“规矩”并不一定必然就是坏事。

　　王君琦（北京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