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而不可辱。”中国人向来有自尊、自重、自强、自律的人格精神。只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衰朽，用功名富贵腐蚀人心，许多人也随之道德沦丧，人格扭曲。如同《儒林外史》一开头所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吴敬梓之所以成为“我们安徽的第一大文豪”，他的《儒林外史》之所以成为我国讽刺小说中独占鳌头、独领风骚的伟大杰作，我认为其最主要的创作经验，就在于他是以人格美，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并以此为坐标，来观察和衡量他所见所闻的种种人，把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灵魂皆一齐活现在他的《儒林外史》之中，使“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
在名与实的关系上，那时有许多人只求秀才、举人、进士或名士的名，而不求有名副其实的真才实学。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这比以门阀世袭或以金钱买官，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也要看考试的内容、选拔的标准和方法。随着封建统治的腐朽，他所需要选拔的已不是有真才实学之士，而是效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因此在明清两代科举的内容皆要求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为准，考八股文。也就是说，所考的文章内容和形式皆有死板的规定，考生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文章的优劣，则全凭揣摩考官的好恶或碰运气。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揭露的“‘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范进考到五十四岁，还是乡童生，只因遇上年老才发的考官周进，可怜他“二十岁应试，到今考过二十余次”，依然名落孙山，本来觉得他的文章实在不行，出于怜悯便“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再看即觉得它是“天地间之至文”，没等考生的卷子交齐，就把他“填了第一名”。一旦中举，范进的地位顷刻发生巨变，由原来被丈人胡屠户讥笑为“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变成为天上的“文曲星”，由“烂忠厚”、没用的“穷光蛋”，变成了钱米、家当甚至奴仆、丫环皆有人送上门的大老爷。可是他究竟有什么真才实学呢？连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苏轼和刘基是何许人他都不知道。然而他在他的老师周进的推荐下，又会试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钦点山东学道。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却当了学道，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么名实相悖、荒唐可笑！由这样的学道选拔出来的官吏，当然也就只知道追逐荣华富贵，充当效忠封建统治的奴才和鹰犬，压榨人民的刽子手和吸血鬼。
至于那些未考上举人、进士的，则千方百计以“名士”自居，招摇撞骗。如牛浦郎把《牛布衣诗稿》偷来据为己有，冒名顶替，匍匐在官僚的门下，骗吃骗喝，骗财骗物。如《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第17回的评语所指出的，这类假名士，“自己不能富贵而慕人之富贵，自己绝无功名而羡人之功名，大则为鸡鸣狗吠之徒，小则受残杯冷炙之苦，人间有个活地狱正此辈当之，而尤欣欣然自命为名士，岂不悲哉！”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那时许多人不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而是“借圣言而躬恶行”，“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如严监生的妻弟王仁理直气壮地“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而实际行动却因接受严监生一百两银子的馈赠，便答应他的要求，在其姐生病期间，不惜速其姐死而为其姐夫严监生操办将小妾赵氏扶正的婚礼。严贡生的弟弟在家病故，“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他振振有词地说：“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而实际上他是因霸占王小二的猪、讹诈黄梦统的银子，被人家告到县衙，他是为躲避官司才逃到省城去的。他弟弟“严二老官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十几两银子，官司已了。”他回来后不但不感激，反说：“这是亡弟不济。若是我在家，和汤父母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就是这种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表面上堂皇正大，骨子里卑鄙无耻，欺上瞒下的两面人，在当时的社会上却很吃得开。
在做官与做人的关系上，那时许多人做官不是为了实现匡世济民的人生志向，而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不惜贪赃枉法，或为了捞取升官的资本，不惜酷虐百姓。如《儒林外史》中所写的南昌太守王惠，他一上任即念念不忘：“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把个知府衙门弄得只闻“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使“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如此残酷地压榨衙役百姓，他却美其名曰：“而今你我要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可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贪婪、暴虐，更是“替朝廷办事”、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荐了”，将他升官为南赣道台。在作者笔下那时的官场是：“有了钱，就是官”。“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由于做官的不讲做人的人格，只知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压榨百姓，丧尽天良，所以王冕的母亲诅咒“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这些人一旦失去官职，必遭众人唾弃，斥为“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
由于吴敬梓以人格美为人生的最大追求，所以以他为模特儿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杜少卿，即主动放弃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举考试做官的机会。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那是个“无道则隐”的时代，他的父亲即因“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可见那是个要做官就容不得堂堂正正做人的时代；吴敬梓为坚持人格美这个人生的最大追求，他就宁愿放弃应博学鸿词考试做官的机会，而过着“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的清贫生活。
上述名与实、言与行、做官与做人三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能为了追求功名富贵等身外之物，而使自己的人格受到扭曲、沉沦、出卖。如同胡适的《吴敬梓传》所说的，《儒林外史》“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这话说得何等好啊！
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就要像吴敬梓那样，以人格美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告别奴性，不仰人鼻息，靠自食其力的劳动，求得身心和个性的自由。如他在第55回“述往思来”所写的市井四奇人之一荆元所说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今天，我们虽然跟吴敬梓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人格被名誉、地位、金钱、权势所颠覆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我们纪念吴敬梓逝世250周年，重温并汲取这位伟大作家所揭示的历史教训，重新思考人生最大的追求究竟应该是什么？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大问题。周中明
